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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在掌上阅 亮剑弹指间

做人民的好演员

——访电影艺术家王晓棠


■本报记者 袁丽萍

1963年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王晓棠饰演金环、银环。
在担任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期间,王晓棠办公室对面的一间屋子里,放着一张剪辑台,它记录了王晓棠在这张剪辑台上工作的日日夜夜。电影《解放大西北》《追踪李国安》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王晓棠,江苏南京人,1934年1月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国家一级演员,电影艺术家,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她曾饰演过《边寨烽火》中的玛诺、《英雄虎胆》中的阿兰、《海鹰》里的玉芬、《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金环和银环等,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经典银幕形象,深受观众喜爱。在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领导职务期间,曾主持《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等一系列重大题材电影摄制。

记者:您的军旅艺术路是怎样开始的?

王晓棠:从5岁到14岁,我在重庆待了9年,1948年3月举家迁回南京转往杭州。1952年9月,我参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文工团京剧团。由于我随京剧团到西北部队慰问演出时多次担任报幕工作,表现比较出色,于1954年3月调入原总政话剧团。1955年借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我的第一部故事影片《神秘的旅伴》,1957年又拍摄了《边寨烽火》。1958年3月,我被调到原八一电影制片厂。

记者:您在电影《神秘的旅伴》中担任女主角,第一次登上银幕,便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王晓棠:《神秘的旅伴》讲述的是发生在云南边境的反特故事。最初的电影名字叫《两个巡逻兵》,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完后送审,电影局领导建议片名改成《神秘的旅伴》。这部电影在1956年春节上映后,大家都知道那个演小黎英的姑娘,叫王晓棠。

记者:电影《边寨烽火》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在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有着怎样的故事?

王晓棠:《边寨烽火》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1957年,《边寨烽火》已经拍到快一半的时候,导演林农决定换成我饰演女主角玛诺。我一到位导演便临时决定拍摄一组正式的特写镜头:“思念多隆”,内容是丈夫多隆因为被坏人挑唆,跑到界河对岸国民党那边,玛诺深夜在大树下思念他。我一秒钟入戏,俯身采了一朵花,举到眼前,泪水顿时顺颊流下。导演看得忘记喊“停”,我便一直延伸情绪。1958年,这部电影拿到“第11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参赛,我获得了“青年演员奖”。

记者:在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您成功塑造了性格不同的金环、银环姐妹俩。您是如何完成这样性格不同人物塑造的?

王晓棠:著名作家李英儒曾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创作了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1962年10月,严寄洲导演找到我,让我出演姐妹二人。我说:“要么就别演,要演就得演好。”当晚,我重新看了一遍小说决定出演。为了演好金环、银环姐妹俩,我与严寄洲导演多次研讨剧本,重写了七八场重要的戏:“姐妹两次相见”“银环夜访”“金环牺牲”……严寄洲导演都采用了我写的戏,拍摄的效果很好。因为这部电影,在1964年评选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活动中,我以高票荣获“最佳女主角奖”。

记者:电影《英雄虎胆》中的阿兰是您唯一饰演的反派角色,您也曾说过,您创造了一个特例。这是一个怎样的特例呢?

王晓棠:我将要调到八一厂的前夕,原总政话剧团一位女队长对我说:“听说你一到八一厂就要演《英雄虎胆》里面的女特务阿兰,你一定不要演。你之前演的小黎英、玛诺都是非常善良的姑娘。”但我看了剧本后,觉得阿兰不是一个完全的反面人物,她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演员应该能演各类角色,做到一人千面。

电影上映后,我熟悉的战友和观众,当看到最后一枪把阿兰打死了,惋惜地说:“她也‘牺牲’了。”对一个反面人物表现出惋惜,这在当时有着一定争议。但我认为这才是阿兰。厂长陈播说,她演出了人物的复杂性。所以,这部片子是我唯一演过的反派,但是它创造了一个特例。

记者:您塑造了很多生动且富有感染力的人物形象,也创作了很多部优秀的电影作品,您能讲讲自己的心得吗?

王晓棠:刻苦用功。每部片子每天拍完戏,我都要写笔记,总结自己今天的拍摄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1958年,我在《英雄虎胆》中饰演女特务阿兰,1959年我又在电影《海鹰》中演一个女民兵连长玉芬。当两部电影的剧照放在一起,大家都说这是两个演员。这是我希望达到的效果:一人千面,而不是千面一人。

记者:电影《翔》是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您为这部电影的创作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王晓棠:电影从筹拍就不顺利,由于种种原因本厂没有投入拍摄。但我不想放弃,经过两年多的周折,电影终于由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投拍。1983年,电影上映,得到原总政领导、华侨界、科学界一致好评。我由此被任命为八一厂故事片导演。

记者:为了创作电影《老乡》,您曾经六次前往洪泽湖革命老区,您的动力源泉在哪里?

王晓棠:六年林场的基层锻炼让我更加清晰地认识了人民是十分具体的。1984年,我担任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后,本来要拍抗战时在洪泽湖发生的一个战斗故事。可到了洪泽湖老子山一看,当地很穷,应该拍摄现在洪泽湖的故事。于是,我穿上一双布鞋,戴一顶草帽,背一个背包,乘火车到南京后,再乘长途汽车到淮阴。然后换船坐到老子山,船上都是卖小鸭子苗、大饼油条的乡亲们。我住的地方,说是个招待所,其实就是一间小屋子,两个床,床上铺着稻草,我把自己带着的铺盖铺上就是下榻的地方。老百姓把我当成他们的乡亲,给我熬的粥里多加一把菱米,就是招待我的美食。为了不给老乡们添麻烦,我前后去了六次,写出剧本,拍成影片,主题是我们胜利了,不能忘记老区人民。影片放映后,得到湖北、江苏和其它老区的观众一致赞叹。

记者:《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一系列重大题材的电影创作,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创作的过程是怎样的?

王晓棠:1988年6月,组织任命我为原八一电影制片厂主管生产的第一副厂长。当时定下:精品就是要讲究不将就,每部电影的样片,我们全天24小时等候看片,生产副厂长和各部门主管都要看。

我任副厂长时,1991年12月24日《大决战》全部拍摄结束后,《大转折》《大进军》系列电影在第二年同时呈梯度开拍。

《大转折》的创作更是非常严格,刘华清副主席带领当年参战的人员讨论分镜头剧本。《大进军》系列制作也很严格。当时,我在办公室对面一个空屋子支起一个剪辑台,经常是白天办公,下了班吃完晚饭,7点到9点剪辑《席卷大西南》,9点到11点剪辑《南线大追歼》……一直要到我们八一厂再也没有能力更好了才能送出去审查。所以那些片子电影局的领导认为是精品。

记者:您编导拍摄了电影《芬芳誓言》,季羡林先生称您拍的该部影片为“杰出的影片”,这部影片的一大特点是全部使用非职业的演员,您当时是如何考虑的?

王晓棠:这部电影看上去是两岸间普通老百姓的故事,却是十几亿中华儿女常系心间的头等大事——人民要团圆。

电影要想做到以情动人,就必须特别真实。所以,我们没有请职业演员,全部邀请其他职业的人士来饰演片中的人物,其中有大学校长、教授、作协主席、也有台商。他们的身份和经历给影片带来最真切的效果,唤起海峡两岸强烈的共鸣。我是演员出身,给他们讲戏,帮助他们准确地把握人物是我的优长,观众认为每个角色都特别真实,富有感染力。专家认为,这是演员演不出来的“惊人的真实”。

记者:对未来军旅题材电影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王晓棠:所有的片子,不管你场面多好,最终落脚点是在写人。所以,创作人员一定要深入基层部队,深入官兵内心。演员最起码的是要德艺双馨。

从电影管理角度来说,国有电影企业,民营电影企业都大有可为。对拍摄军旅题材作品拍得好的,要奖励;要严格管理,有人做得不好的也要拿出硬招实招,教育、惩处。

(王晨光、周  洋整理)

采访手记

我是一个兵

■袁丽萍

采访这天,王晓棠坐在沙发上,腰杆挺直,一身碎花长裙,优雅大方。如果不是看过资料,很难将神采奕奕的她与85岁联系到一起。

王晓棠说,自打入伍后,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兵”,当兵就得有兵的样子。

那年要出版个人电影画册,她特意选了那张年轻时身着军装、英姿飒爽的照片作封面,军帽上的红星映衬着青春的风华。

要刻苦用功,要精益求精,王晓棠从年少入行始便以文艺精兵的标准要求着自己。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几十年艺术生涯,塑造出众多经典人物,这背后,是辛劳,是汗水,也是一个兵的热爱与奉献。

是啊,正是兵的坚强,兵的意志,让这位女演员一直如此美丽,让她在军旅电影史上留下的印迹格外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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