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正从信息时代走向更高级的智能时代，拉开了智能化战争的序幕。在作战指挥领域，由于技术手段不同，作战样式上有着质的差别，因此不同时代在作战指挥形态上也存在根本的区别。进入智能时代后，作战指挥形态将会在指挥活动、指挥决策、指挥体制三个方面呈现不一样的景况。

指挥活动从以信息为联接纽带变为以知识为联接纽带。战场空间通常可以用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来刻画。硬件平台存在于物理域；信息主要存在于信息域，而知识作为一种可信的、用于决策和指导行动的方法手段，则存在于认知域。如果工业时代作战样式是以硬件平台为核心，信息时代则对应以网络信息为核心纽带，那么智能时代将要迎接一种新的样式：以知识为核心纽带，整个作战行动将围绕着知识的生成、共享与运用展开。在信息时代，各平台间联系更为密切，信息交互频繁，指挥人员可以通过整个网络获取高质量的有用信息，各个作战平台的效能成倍提高，信息已成为兵力效能的倍增器，并成为战场核心要素。然而未来战争规模更加宏大，协同更加复杂，行动更为迅速，只是信息的充分共享，已经无法满足战争的需求，克敌制胜仅有信息优势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知识的优势，有着知识优势的一方才能达成行动优势。近些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管理技术、云使能技术以及高性能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作为信息高阶形式的知识，逐步已能像传统信息一样在网络中共享、转换、提炼、合成，未来的战场不仅能做到信息情报的互联互通，而且能实现基于知识的指控决策的互联互通与协同。直接指导行动的知识替代一般性的信息情报将成为协同各种作战力量发挥最大效能的纽带。在以知识为纽带的作战指挥模式中，各种作战力量将极大地减小OODA（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周期时延，OODA过程的质量也会得到空前提高，战场作战力量将具有前所未有的高效能。

指挥决策从计算机辅助式变为人机融合的“作战指挥脑”模式。信息时代的指挥信息系统是辅助指挥决策人员的重要支撑，已成为作战力量效能的倍增器。其主要功能是信息收集、查询管理、传递处理、辅助决策等，对指挥员的作战指挥有很强的辅助性，是一种人脑的外部工具。未来智能化作战的指挥系统将在现在的指挥信息系统上得到升华，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智能化，是一种综合集成模式的智能系统，将成为人脑的外延，并与人脑融为一体形成一体化的“作战指挥脑”。随着战场超高速物联网络的建成，空间距离将彻底贬值，这样基于效能的模式，分布式管理各领域的智能主体，实现功能上的高度融合，形成强大的整体智能。形式上虽分布，但效能却是聚焦的。作战指挥将基于大量历史数据、作战原则以及自身推演实验的信息，运用综合智能集成的方式，不断进行自我学习，迭代形成作战指挥人员强大的外脑。它能够根据战场态势信息，主动进行决策分析，更加智能化地提供指挥决策信息知识，而不只是简单应答式处理。指挥参谋人员成为整个指挥脑的一部分，在整个“指挥大脑”中发挥着人类特有的且机器难以替代的智慧，这是钱学森提出的人机融合的大成智慧的具体实现。这也对指挥参谋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辅助决策模式跃升到人机一体的融合模式中，要更善于融入到“指挥大脑”中，提高指挥效能。

指挥体制从固定层级模式变为柔性集成模式。未来作战力量将会根据具体任务使命动态联合，各种作战力量的指挥机构集成为虚拟的“指挥大脑”与“智能云”，指挥体制将发生根本的变化。例如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场景：当侦察监视部队发现目标，信息传到指挥脑中，信息处理部队利用信息与知识优势迅速分析判明目标情况，相应的信息知识再发到指挥脑中，作战任务部队据此展开高效作战推演实验，得出有效的应对手段，并通过指挥脑发送到一线作战部队，以消灭敌方目标。整个作战过程中，各作战力量将具有高度自主性，自协同地高效完成作战任务，智能化作战指挥体制具有高度弹性的去中心化结构，传统严格层级的指挥体制将会被打破。在新的智能化作战指挥体制中，将会根据战场上瞬息万变的作战态势，面向任务动态组合的作战单元，动态、柔性与集成地构建指挥拓扑结构；依据战场中掌握的信息与知识层级以及任务使命，而不是直接按行政等级来确定指挥权限与决策权重；作战指挥体制将更加扁平化，各作战单元实现动态自适应式指挥控制协同，指挥控制效能将会极大提高。因此，面向未来智能化作战，应牢固树立联合与体系意识，深化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改革，实现各军兵种作战力量的深度融合与一体化，避免军兵种的条块分割影响作战指挥效能的发挥，切实提高未来智能化战争的战场管理能力。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只有加快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深化创新发展作战指挥体制，加强适应智能化战争的高素质指挥人才的培养，我们才能有效地应对未来智能化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