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论》中有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此处讲的“常”，就是客观规律，意即如能顺应规律治理国家和社会，其结果必然是好的。有人把中国文化的特点概括为“以变而在”，也是这个意思。

一个国家的治理如此，一个人做事也是这样。然而，很多人并不能顺应潮流、遵循规律办事，不善于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变化，而是局限于老经验、老办法，不知道随机应变、因势利导，到头来事倍功半，甚至酿成大错。比如刻舟求剑、循表夜涉，再比如闭门造车、墨守成规，最终都沦为了千古笑柄。

《苻子》里有一个郑人，避暑于一棵大树下，太阳运行，树影也跟着移动，于是“徙衽以从阴”。到了晚上，又把席子移回树下。随着月下树影的移动，又像白天一样，“复徙衽以从阴”，结果“患露之濡于身”，而且“其阴逾去，而其身逾湿”。文末由是感慨：是巧于用昼而拙于用夕矣。白天的树荫可以避暑，晚上则会降下雨露，不知其变，沾湿衣裳也就在所难免。

这不禁让人想起《明皇杂录》里的一个故事：唐玄宗曾下令养过一批能配合音乐跳舞的马，安史之乱后，其中几匹舞马流入田承嗣的军队里。不料，一日音乐声大起，这几匹马就自然而然地舞动起来了。这可吓坏了饲马者，以为马疯了，就用鞭抽打。这些舞马按照惯例，以为被打是因为跳得不好，于是就更加疯狂地舞起来。田承嗣知道后，下令狠命鞭打，最后这几匹马活活地累死了。

这几匹马可悲，而《伊索寓言》里的驴子则有点可笑。一头驴子先是驮盐过河，不慎跌到水里，站起来时发现背上的重量大为减轻，很是高兴，以为学到了本领。下次驮的是棉花，驴子又故伎重演，这次却被吸了水的棉花压了个半死。这也告诫人们，凡事不能受经验主义的束缚，要因时因地因物而宜，否则就会闹出笑话甚至酿成悲剧。

跳舞的马和驮盐的驴可悲可笑，但这样的行为并不鲜见。《精选雅笑》里有一个山中人到了水乡，于树下闲坐，见地上有一个菱角，拾而食之，非常甘甜，“遂扳树逐枝摇看。既久，无所见”，非常诧异地说：“如此大树，难道只生得一个？”有人告知菱角长在水中，其人不信，仍然望着树梢沉吟，不得其解。果实大多长在树上，但不是全部。不跳出经验的圈子，山里人永远也想不明白。

古印度格言讲：“生命本来就是这样子，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时移事易，变则通，不变则亡。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被动。《论语·为政》载孔子语：“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在这里把夏、商、周三代变化的特点总结为两条：一是“因”，就是继承；二是“损益”，就是变革。继承中创新，社会就前进。但后来很多时期，由于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因循守旧，畏惧变革、抱残守缺，将整个国家推向衰落不堪的境地。

纵观历史，天下潮流，浩浩荡荡，顺势者昌，逆势者亡。恩格斯说：“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梁启超则言：“路得非生于十六世纪，而生于第十世纪，或不能成改革宗教之功。”这恰恰说明，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正所谓“英雄之能事，以用时势为起点，以造时势为究竟”。为什么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能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就在于他们能够把握趋势、掌握形势，超前识变、主动求变，因势而动、顺势而为，最终得以创造辉煌、开创伟业。

“不先审天下之势而欲应天下之务，难矣！”新中国70年来的奋斗历程充分证明，顺应趋势、因势而谋，才能谋定后动、抢占先机；因势利导、乘势而上，才能抓住机遇、成就大业。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要求也在变，我们只有坚持因时为法、随事而制，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才能踏准时代节拍、跟上时代变化，将“变革中国”的故事书写得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