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胡可前辈去世，一时不愿相信。因为就在不久前，他还让人给我送来他的新书《老兵记忆》。因为住得比较近，我有机会在他离休后常能去看望他。他虽然患有老年性肺心病，每天需要吸氧，但有客人来，他取下输氧管并不妨碍自由交谈。胡可前辈的去世，不仅使我国戏剧界又痛失一位巨擘，更使我永远失去了一位革命前辈，一位好领导、好导师。

认识胡可前辈是1983年在原总政文化部。那年我从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调到部机关工作后，担任副部长的他成了我的直接上级，但很快他就调到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担任院长。胡可前辈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我多次听他讲起，早年他在晋察冀抗敌剧社（原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前身）时的事。战争年代，他们剧社居无定所，一次“反扫荡”转移途中遭遇敌人，当时他们创作组就牺牲了三名同志。这些同志就牺牲在他身边，几十年中让他时时想起。战争年代，文艺工作发挥着特殊作用。胡可前辈常说，写剧、演剧主要是为了鼓舞士气、赢得战斗胜利。手中的笔就是枪，军队文艺工作者的这种定位永远不会过时。

胡可前辈在战争年代创作的《戎冠秀》《战斗里成长》《战线南移》，在和平建设时期创作的《槐树庄》这些戏剧经典，都是他在前线和农村深入生活所得。他是一个坚持原则、美学理想坚定的革命文艺家。他十分强调要遵循艺术规律。他领导全军戏剧工作时，一直反对用抹杀矛盾的方法去写作。许多人都还记得，新时期部队剧作家创作了一部大胆触及部队内部矛盾的话剧《宋指导员的日记》，曾招来一片批评责难声，胡可副部长看了给予充分肯定；还有一部被批评为“轻飘”的音乐剧《征婚启事》，他也给予了肯定。他是领导，更是部队戏剧家的知己。

胡可前辈去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当院长期间，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功不可没，那就是在军艺创办了文学系。1983年，原总政文化部领导刘白羽、李瑛把在文艺局工作的张澄寰、陆文虎和我叫到办公室。刘白羽部长说，现在部队文艺创作很活跃，但是很多作家缺少专业训练，要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在军艺办个文学系吧。当时有一些部队作家分别在鲁迅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作家班学习，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后来原总政领导同意了文化部的意见。随后胡可院长多次来文化部商量这个事情。胡院长很客观地讲了困难，一没有师资，二没有教学设施。但胡院长是位非常顾大局的领导，他亲力亲为，一个个房间落实，甚至给每个房间都配上一盏台灯（在当时连买个台灯的经费都很紧张）。为什么配台灯呢，考虑到这些作家学员晚上要写作。军艺其他系，如舞蹈系都是些十来岁的娃娃学员，但文学系的这批作家学员年龄都较大，要给他们“吃点小灶”。很短时间内，从决定系主任人选，到从全军范围选拔第一批35个学员，包括课程设置、外请教师，反复讨论确定。可以说没有胡院长力挺的话，这么多事很难在那么短时间里办成。后来，军艺文学系的成功无需多言，这其中也浸透了胡可院长的心血。

胡可前辈是我心目中一位纯粹的人。他永远是那样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宽容谦和。1993年冬，北京搞“小剧场展演”，我记得就在中戏的小剧场，异常火爆，我也连着看了多场。有一天散场时已经很晚了，我在8路公共汽车站等车，突然看到有位拄拐棍儿的老人，近看竟是胡可院长，原来他也出来看戏了。我很吃惊，问胡院长：“您怎么一个人坐公交车？天这么黑，滑了摔了怎么办？”他笑笑说，自己现在身体还可以。8路公共汽车到黄寺有四五站地，好在我和他都住在黄寺大院，送他回家时我一再对他说，您以后千万别再一个人坐公交车了啊，太容易出危险。他离休后，按他的级别干休所是保证用车的，但是他经常不用。结果，他后来还是在乘公交车时摔了一跤。不管家里来什么客人，胡可前辈都要开门到楼道里迎，走的时候拄着拐棍送到电梯口。

还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十几年前，原解放军艺术学院举办批评家朱向前主编的《军旅文学五十年》研讨会。年纪最大的胡可老院长带着文章来参加会。他发言时起立，竟一直站着读完发言稿。他身上那种老一辈文艺家的风范和作派让人感动。胡可前辈住的干休所房子面积不算大，地上铺的还是地板革，到处堆的都是书。一次去他家，见地上堆了不少纸箱子，我问胡院长，这纸箱子干什么用？他说：“我没事的时候收拾收拾衣服。我打听了，现在要是捐赠可以上门来拿。我要捐的衣服东西别人不一定知道。到这个年龄随时有一天就走了，我怕来不及。这些衣服捐给灾区、贫困地区，还是能发挥点儿作用的。”2004年，老伴儿、著名电影演员胡朋去世后，胡可前辈自费出纪念册，自己包装、邮寄，从来不占公家的便宜。每次去他家里看望、拜访，我心中都会生出一份感动，越发觉得前辈的品格、艺德之可贵。

失去胡可前辈这样一位前辈，我深感悲痛。回顾与他交往的点滴细节，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幸存者”“战斗者”然后才是剧作家、作家，这正是胡可前辈这一代革命文艺工作者用热血和生命坚守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