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连队值班员期间，我一直信奉“平均主义”，无论是外出名额的分配，还是卫生区域的划分，连队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按照班级建制分派，工作开展起来也比较顺利。

“各班出1名公差，和我一起去机关请领器材。”这不，接到连长命令，我将任务平均分摊到各个班级。哨音刚落，各个班纷纷响应，可唯独三班迟迟不见动静。于是，我请一名战士上楼通知三班班长刘秉周，等了许久，才见他没精打采地来到队伍中，而我也没有忍住心中的怒火，当场将刘秉周批评了一通。

走在前往机关的路上，我一直在琢磨：三班是全连公认的模范班级，不仅在训练上敢打敢拼，每回受领任务也都冲在前头，刘秉周更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咋突然如此不在状态？

当晚，我决定找刘秉周谈谈，在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流后，他总算向我敞开了心扉——全班总共7人，其中4人参加驾驶复训，2人站哨，这几天就独剩他一人。当哨声吹响时，他还在忙连队安排的另一个公差，虽然知道不听招呼“后果很严重”，但心里闹着别扭就是挪不动腿。刘秉周一番话，顿时让我脸上火辣辣的。

细细想来，责任在我。在派遣任务时，自己没有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而是机械地认为平均就可以保证公平。我更应该认真反思的是，自己在明知道三班人数少、任务难以完成的情况下，为什么依旧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解决问题？

立功受奖不分良莠平均分配指标、发放书籍不计需求平均分配数额……“平均主义”之所以有市场，恰恰是因为它不仅包裹着公平的外衣，很少会被战士们反对，更因为这是最简单、最安全、最不用动脑筋、费心思的处理方式，其背后折射的不正是我思维上的惰性吗？

随后，我主动反思检讨了自己的过错并改进了工作方式。一方面，我在工作中摒弃了简单的“平均分配”，遇到任务根据各班人员在位情况合理安排；另一方面，我在工作之余也耐心倾听战士们的心里话，在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勤思考、勤动脑。

渐渐地，我的改变有了正向回馈。不仅刘秉周恢复了以往生龙活虎的模样，其他战士干工作的积极性也明显提高。这不，在前不久组织的保障任务中，我们排还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由此，我将这句话写在了笔记本上时刻提醒自己——带兵不能搞“平均主义”。

（田鸿儒、梁 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