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一个更好的自己，把潜能和实力发挥到极致，想必是很多战友共同的心愿。要达成这一美好愿景，离不开行之有效的方法。

常言道，条条大路通罗马。上世纪20年代，著名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朱光潜的座右铭，就堪称塑造崭新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良训。

在《谈立志》一文中，朱光潜说道：“我把我的信条叫做‘三此主义’，就是此身，此时，此地。”用他的话说，就是“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的另一地位去做”。

“三此主义”，这是一个极现实的主义，不带一点浪漫情调，说到底就是“本分人做本分事，脚踏实地”。朱光潜之所以能在美学、文艺理论、教育等多个领域取得卓越功绩，与其“三此主义”的人生信条不无关系。

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责。古往今来，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唯有不推诿、不拖延，坚持着眼当下、主动作为，深钻一域、深研一行，才能一步步将人生和事业推向高处。

不独朱光潜，在我国许多古圣先贤、仁人志士身上，都能看到“三此主义”的影子。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曾国藩，被后人盛赞为“入局且最成功”的一个。他多次说：“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即便是身居高位，依然告诫家人要“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

活在当下重在做在当下。用“三此主义”塑造自我，就要勇于立身担当，坚持用行动兑现人生价值。它可以是潜默无声的点滴微行，也可以是赤诚报国的凛然大义。

在《革命烈士书信》中，收录了两封撼人心魄的书信。曾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的徐玮烈士，在英勇就义前的遗书中这样写道：“我并不觉得死有何痛苦，生活于此时代，便负有此时代的使命。人生的价值，即以其人对于时代所做的工作为尺度，生命时值之修短是不成问题的。”

另一封是赵一曼烈士牺牲前给儿子的信：“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这些血泪拌和着枪炮声而成的书信，就是烈士们将无畏牺牲、气壮山河的诺言付诸实践的见证。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每一名革命先辈的流血牺牲，无不折射出他们为人民奋斗的铁血担当。

革命战争年代，先烈们用铮铮铁骨写就人生大我中“此身，此时，此地”的至高境界。今天，我们虽已远离战火硝烟，但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上，仍少不了“此身”的挺立潮头、“此时”的奋勇争先、“此地”的恪尽职守。

从立足本职逐梦强军的“双特”两栖装甲尖兵王锐，到生死关头喊出“你退后，让我来”的90后排雷英雄杜富国，再到几十年如一日“瞄准强敌砺剑，盯着对手练兵”的“硬骨头六连”官兵……无数只争朝夕、迎难而上的强军先锋，凝聚起中流击水、势如破竹的强军力量。

人生没有一张清晰的地图，只有拿着手中的蜡烛，一步一步探索前进。对每名官兵来说，军旅征途都是未知的，不能寄希望于前方总有美好的机遇在召唤，也不能梦想着未来的风险考验不复存在。

现实生活中，总有人不愿立足当下、脚踏实地，陷入“过分关注高点和长远而耽误当下”的怪圈，他们既没有“选择一个专业就要终生厮守，站在一个岗位就要全力以赴”的笃行，也没有“安于当下，就是最好生活”的坚定，更没有“向上生长，命运终将逆风翻盘”的执着，最后只能让梦想随风飘散。

“往者已不及，尚可以为来者之戒。”战友们不妨多对照“三此主义”，主动扛起时代赋予的责任，把使命当生命，把岗位当战位，在担当任事、奋勇拼搏中书写绚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