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一个“闹”字，把春意盎然的景象渲染得生机勃勃，也成就了一段词坛佳话。史载，词的作者宋祁时任尚书之职，曾赢得“红杏尚书”的美誉。

宋祁与兄长宋庠同年进士及第，俱以文章学问名扬天下，时称“二宋”。他们虽为兄弟，但性格各异、行事不同。《宋史·宋庠传》评论：“庠明谏故实，文藻不逮祁，孤风雅操，过祁远矣。”一年元宵节，宋庠在书院读《周易》，听说宋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他派人批评弟弟说：“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谁知，宋祁不以为然：“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吃齑煮饭是为甚底？”

读书出仕为什么？文子曰：圣人其作书也，以领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记事，及其衰也，为奸伪，以解有罪而杀不辜。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有知识、愚昧能够开发、过失可以警戒，聪明的人学问高了以后，能够明白事理。可是，宋祁长于文字、见识广博之后，自辩其过的理论也变得“渊博”。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有联语云：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作者解释道：“盖以读书者必明理，不妄为，乃有所为耳。”仅通晓文字做巧言善辩者，也只是万卷徒空虚罢了。

明镜不疲于屡照，清流不惮于惠风。《世说新语》记载，东晋孝武帝时，殷仲堪任荆州刺史后，吃饭时常常只用5碗盘装菜，“外无余肴”。吃饭时如有饭粒掉在桌子上，他总是捡起来吃掉。殷仲堪常告诫弟子：“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之。”言之谆谆，意之殷殷。他自然坦率地告诫弟子：“不要认为我担任了长官，就可以抛弃往日的本分，我现在仍然没有改变。清贫是士人的本分，哪能一登上高枝就丢掉根本呢？”这个根本，就是士人所一贯坚持的兰馨的德行、端正的志向、清雅的追求。与“二宋”同时期的范文正公，幼年求学“断齑划粥”，仕后自励守己，日常生活清约庄重，食不重肉，衣仅自足而已，即使被贬后仍有志于天下。

《近思录》警戒一卷中，有一句“做官夺人志”。在不同仕人的境遇表现上，这句话显得未免武断，但不失为一句为官警语。“人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个身与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时，却不知道自家身与心却已先不好了。”道德以身，固不以物惑而已。圣人为戒，必在方盛之时。曾国藩惜才不避亲，对一远房亲戚“颇爱之，将以任事”。某日，两人一起吃饭，晶莹透亮的米饭里，一粒稗夹饭中，这位亲戚将这粒稗子挑拣去，甩出几尺远。见此举，“曾默然，旋备资，遣之行”。在曾国藩看来，来官府不足一月就忘其本，钵中有一粒稗就选精择肥。若他日真升了一官半职，岂不要“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每个人的业余爱好、娱乐习惯和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丰富。苏轼在《宝绘堂记》中写道：“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人为物役、心为形累，志向就容易发生偏移。纵观一些党员干部的腐化变质、违法乱纪，往往是从追求享受生活小节开始的，思想滑坡也经常是从铺张浪费、贪图安逸发端的。有的党员在“四大危险”“四种考验”面前，失去了警醒之心，丧失了奋进之志，令人痛心惋惜：他们经得起困难危险考验，却抵不住糖衣炮弹袭击。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宋祁晚年时有所省悟，写下《遗戒》。他静思己过，向儿子细致具体地交代身后事：“吾学不名家，文章仅及中人，不足垂后。为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请谥，勿受赠典。”甚至连“冢上植五株柏，坟高三尺，石翁仲、他兽不得用”，都交代得一清二楚。他还怕儿子们不照自己的话去做，在《遗戒》最后特意嘱咐：“若等不可违命。”道德修养、党性锤炼不可能一劳永逸，越在“登枝”处，越需要秉持操守、廉洁为官、坦荡做人，做到慎始、慎独、慎微。这也许就是宋祁一生的得失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