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句话：说某一事物不是什么很容易，可要说它是什么就很难了。譬如，说体育不是奢侈品应无异议，但要给它下个定义，定然是众说纷纭。所以，不管别人怎样说，我愿意选择一个浪漫的说法：体育是润泽大众的人间风雨。

这样说是因为想起了远山烟水间的一段往事。1905年，英国传教士在位于黔滇交界处一个叫石门坎的苗族山寨，创办起了第一个苗族学校。除了学习语言文字外，苗族孩子们活泼强健的天性被激发出来了。他们不仅引来泉水修建了西南地区第一个室外游泳池，而且在1910年举行的学校运动会上，就有了田径、拔河、跳远、投枪、撑杆跳等运动项目。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足球。1914年，当很多国人尚不知足球为何物时，地处穷乡僻壤的石门坎就组建起了自己的足球队。

要知道，国际足联的第一任主席罗伯特，此时也才刚刚提出了举办世界杯的设想不久。

某次，当年四川军阀杨森率军路过，见到山间有个足球场，大为惊讶。杨森喜爱足球，还养了一支球队编在警卫连里陪自己玩。于是，他让自己的“御用球队”去比一场，没想到居然2比1输了。杨森大怒，呵斥队员把脚上的球鞋脱给苗族孩子，因为人家可是光着脚踢球的。

虽然，这些都难以改变山寨贫瘠落后的生存状态。但是，体育运动却给穷苦的苗族百姓带来一抹生活的亮色和暖意。据说，当时能背苗汉语对照的《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并会踢足球的小伙子，求婚时是不须送彩礼的；当年驼峰航线的飞行员跳伞后，也曾和苗族球员较量过球技。

当然，最有说服力的是，1936年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里，就有石门坎的苗族球员；新中国的第一支足球国家队亦有石门坎人入选……因此，石门坎有了贵州省的“足球摇篮”之誉。

我知道，无论故事多么传奇，仅就球艺而言，这个大山里的足球队肯定算不上超群绝伦；但如若就人生而言，体育带给他们的那种纯粹而酣畅的快乐，是那些拥有奢侈体育装备和豪华运动场地的人未必能够体验得到。

有一个理论叫“逆淘汰”——有些高不可及的东西反而可能被低廉之物所淘汰，因为它远离现实生活，太不接地气了。《尚书》中就有过体育运动的描述，如射猎、武术，还有“五福六极”等古代健康观；加上稍后一点的许多著作，足以证明我们是世界上最早开展体育活动的民族之一。令人叹息的是，这些运动大都停留在宫廷贵族们嬉戏养生的层面。照鲁迅的说法，享受这些大宅门的隔帘花影的慵适情趣，必须有“坐食的闲余”。

当运动成为一种奢侈品，自然就难以进入百姓大众的生活。加上受儒家理学的影响，有些体育活动渐渐在一些文人笔下被“污名化”。譬如《水浒传》所涉人物，但凡参与体育活动者必是反面形象——高俅和其子“花花太岁”高衙内，另外加上个“能蹴鞠”的“浪子宰相”李邦彦。

“横竖涂抹千千幅，墨点不多泪点多。”这无疑是历史点点墨迹间留下的泪点和遗憾：尽管我国各民族发明、开展过的体育活动项目多达上千，但推广普及以至进入现代体育竞赛行列的，实在不够多。

有一典故。某年，宋神宗一时兴起，问文武百官都希望得到什么赏赐？底下的人自然是要啥的都有，唯独名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提出希望得到风雨。他说：风雨虽不是什么值钱之物，但若求得一夜秋风雨，可换得满地遍黄金啊。原来，当时正值大旱，曾巩用这种方法上报灾情。宋神宗自然是免捐税、发赈济，最后还将一块写有“秋雨名家”的金匾赐给曾巩。

何妨不把一场场体育赛事喻为一夜风雨，期待着它带来群众体育“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的景色？巧了，这也是曾巩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