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宏沉静，诗风浩然。每次观看郎钺的雕塑作品，总有一种暖意在涌动。不论是对英雄的礼赞，还是对生命的凝思，抑或雄浑壮美的铁血、细腻婉约的抒情，郎钺总能以细腻的情感、文学性的塑造语言将对生命的探索注入冰冷的材质，并赋予其温情与诗意，提升了表现对象的思想深度与美学高度。郎钺的艺术风格多样，其雕塑作品尤重形式美感，他一方面承袭了现实主义严谨理性的造型技法，追寻静穆高雅的经典美学精神，于内敛之中见功底；另一方面在创作中融入写意风格，以形写神，突出或衬映人物形象。透过《前赴后继》《星火燎原》《南下》《大漠驼铃》《孙武子》等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极为扎实的技法功底、对雕塑本体的深刻认识以及对雕塑语言的不断探索和拓展。

雕塑艺术看似孤绝疏离，然而在冷冽的质地下，却涌动着艺术家的激情。郎钺说，他的创作状态属于慢热型，正是这种理性，让他在不同主题面前能够游刃自如，保持一个自由的创作状态。凝视他的作品，我仿佛看到在工作室幽微的灯光下，神情专注的郎钺用一把刻刀，与古今中外人物对话、与灵魂低语，在中华民族沉雄博大、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色上，为时代写神造像。

刘红：作为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部创作室的创作员，你认为雕塑如何介入重大题材创作？雕塑的材料在创作中又处于怎样的位置？

郎钺：雕塑艺术天生就具有一种永恒的纪念性与凝固的厚重感，这种特质使得雕塑更适合表现历史上那些值得纪念的重大题材。尽管一个雕塑无法像纪录片一样完整地呈现历史，给人讲明白一个故事，或给人看到全景式的震撼画面，但雕塑可以通过最感人、最有代表性的造型语言来浓缩历史、反映历史，使人产生联想和思考。我认为，雕塑带给人的，是最直接的视觉冲击力，它通过形体就能瞬间带动人的情感。像歌曲一样，即使没有歌词只听旋律，就已经足以让人感受到悲伤、欢快、平静、振奋等情绪。把造型语言表达好，进而在内容和主题上含蓄点题，就可使观者达到对题材深层次的情感理解与共鸣。当然，要表达好，除了造型、技法之外，还有一点，就是雕塑的材质语言，它是作品得以表达的介质，也是雕塑创作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不同的材质有着不同的颜色、肌理和质感，这些都可带给观者不同的情绪感受。传统雕塑所常用的材料一般包括金属、石材、木材、陶瓷四大类。随着技术的发展，又出现了树脂、玻璃、橡胶和各种软材料。今天，其实我们所有能想到的材料，都可用来进行雕塑创作。一个高水准的雕塑作品并不需要在材质运用上刻意求新求奇，但一定要找到与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最为切合的材质。

刘红：与画家相比，雕塑家的创作状态是不是更趋于理性？

郎钺：从我自己的感受来看，雕塑的创作状态是一个理性与感性交替切换的过程。雕塑艺术更善于象征和抒情，这一点很像是文学中的诗歌。诗歌通过词句中蕴含的意境和意象来讲述故事、表达情感，甚至探讨哲学问题；而雕塑则是通过典型形象和瞬间的局部意象来表现宏大的主题和细腻的情感。因此，雕塑的构思更需要如诗般飞扬的情感和瞬间的感动，所以我在进行雕塑创作的最初，一定是从感性切入的，一切思考和资料的搜集，都要内化为一种内在的情感，以此来触发创作灵感。从这个角度说，感性不仅不能淡化，而是需要加强的。但另一方面，当完成了初期的构思之后，就需要理性思考如何将最初的设想加以呈现。因为雕塑是极其具象的工程，其中不仅包括材质、承重、表面效果、体量尺度等物理问题，如果是大型雕塑，还要和建筑设计一样考虑风险系数、运输安检等程序。雕塑也因此被称为美术领域的“重工业”。拿雕塑尺寸来举例，雕塑的尺寸增加一倍，体量要增加8倍。有的构图方式在小稿上可以实现，而尺寸做大后，则会出现承重的问题。所有这一系列环节中只要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就需要改变、甚至推翻方案。所以雕塑创作又不得不非常理性。因此要创作出优秀的雕塑作品，必须是理性和感性兼备，还能够在创作阶段不断交替切换。

刘红：我注意到，近年来在《星火燎原》《共赴国难》《郑成功》《额尔古纳河畔》等一系列创作中，你有意识地运用了写意手法，进一步拓展了军旅雕塑的表现空间，强化了雕塑的表现深度和力度。

郎钺：将写意思想融入雕塑艺术，进而物化为技法形式语言，大体上有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形态的夸张意象，二是形体凹凸隐显的质感意象，三是人物瞬间神态的意象，四是带有“未完成感”的模糊意象。写意精神所强调的模糊性，给作品增添了动感要素。当写意思想融入军事题材的雕塑创作后，外在肌理的变化会带给作品更强烈的力度感，也能够让作品充满“意在言外”的豪迈气概与历史沧桑感。近年来，我在创作中进行了诸多尝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坚信这个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所有付出和尝试都会有意义。

刘红：军旅雕塑如何展现改革强军进程中军队和军人的新风貌，是一个新的重要课题，对此你有怎样的思考？

郎钺：我想，无论现实生活、表现对象如何变化，军旅雕塑创作的高标准、高要求不能变，只有真正经典的高水准艺术才能打动人心，才能更好地为部队服务，真正达成感染人、塑造人的艺术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