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西方哲语：“真理有界限，谬误则无。”可以肯定地说，形式主义就是这样的谬误。面对那些以大搞形式主义粉饰功绩之人，能不能识破并看穿他们，也是需要“眼力”的。这种“眼力”，也关系着一支军队的战斗力。

以《小二黑结婚》《三里湾》等一系列作品，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的“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被称为“中国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作家。

赵树理曾在山西一个叫川底村的小山村里体验生活。他平时穿着很简单，可由于腰不好，进城时从寄售行买了一件折旧的狐皮里子、水獭皮领的大衣，一到冬天就不离身。这件大衣在尚不富裕的农村自然是显得很“扎眼”。可奇怪的是，村里的老老少少从来没有因此和他拉开距离或者产生隔阂。闲时唱梆子，少不了拉上“赵才子”吼一嗓子；炕头聊家常，大家也是一口一个“老赵”地叫……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也和大衣有关。东汉时一位著名的隐士叫严子陵，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刘秀与之纵论天下、引为知己，于是就邀其入朝为官。可他偏偏来了个不辞而别，跑到富春江畔学姜子牙隐居。问题是他每天坐在江边垂钓时，从不穿渔夫们用来遮挡风雨的蓑衣，而总是披一件颇为引人注目的羊皮裘衣。后人难免就有了几分猜疑——既为“隐士”，何求“著名”，所谓“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留得到如今”。

一个人境界之高下、品行之良莠、作风之虚实，还是得论其事功，并不取决于一些外形之物抑或外在形式。

古籍中讲到“巧宦”，其表现就是把“作秀”当作一种逢迎阿谀的手段、一种沽名钓誉的工具，甚至作为做官为人的信条。汉武帝时有一个叫公孙弘的“巧宦”，因皇帝“独尊儒术”，他便“缘饰以儒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披着儒家的外衣邀宠。他上朝时换上粗衣布服，请客时只准备“一箪食、一瓢饮”。同朝有一个忠直秉正的名臣叫汲黯，看不惯其虚伪矫饰，上书斥曰：万石俸禄从来都不少拿，却偏偏出门时穿粗布衣服给人看，“此诈也”。

明朝倭乱，有一个挺能写文章的书生写了一本小册子给戚继光，列举了130多种兵器、128路武艺后侃侃而言——“中国武艺不可胜纪……倭不足以当我”，戚继光阅后批注：“如转身跳打之类，皆是花法，不惟无益，且学熟误人第一”，并直言：“杀人的勾当，岂是好看的？”

正因为如此，戚继光在组建对倭寇作战的军队时，有着自己的征兵标准：以下几类人不能选入军中——在市井混过的、喜欢花拳绣腿的、善于夸夸其谈的……看得出，那些喜用中看不中用的招法、只会摇唇鼓舌的人，在他的军中是立不住脚的。或许，这也是戚继光成为抗倭名将的一个原因吧。

“林间谈笑须归我，天下安危宜系公。”此为宋代名士邵雍的诗句。这原本只是前人一种自谦的潇洒风致，可对现实中那些爱“作秀”、专搞形式主义的人而言，却未必不是他们的“肺腑之言”。倘若仅仅是平日里耍点虚头巴脑的小聪明，玩几手花拳绣腿讨个好，无非是引得一阵哂笑罢了，但真正到了面临险境、情势急迫的紧要关头，他们也肯定是在“谈笑”间将“天下安危”推得一干二净的人。军队是要打仗的，更容不得这样的人大行其道。

有一句西方哲语：“真理有界限，谬误则无。”可以肯定地说，形式主义就是这样的谬误。面对那些以大搞形式主义粉饰功绩之人，能不能识破并看穿他们，也是需要“眼力”的。这种“眼力”，也关系着一支军队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