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曾流传一个段子：“啥叫代沟？就是我问老爸《菊花台》怎么样，他说没喝过。”人与人之间叫代沟，物与物之间叫代差。存在代沟影响沟通，而形成代差有时候则要付出代价，尤其是军事装备上出现代差，后果是致命的。

先看两个悲惨的战例。

一个是1879年的罗克渡口战役。双方兵力对比：祖鲁军4000余人，英军140余人；士兵身体状况：祖鲁人身强体壮、久经沙场、凶悍无比，英军士兵则大多从贫民区征召而来，面色灰暗、身材瘦弱；武器装备方面：祖鲁人手持阿塞盖短矛、大盾，英军则人手一把马蒂尼-亨利来复枪。战斗中的祖鲁人异常勇猛，无畏地迎着子弹冲锋，有的抓住发烫的枪管与英军展开白刃战，但结局却出人意料：十几个小时之后，祖鲁人留下大片尸体溃散而去。

另一个是1898年的思图曼战役。成千上万的苏丹战士，身穿阿拉伯长袍，手持刀枪，排成10行，“一面面大旗高高飘扬，无数刀剑和矛尖在旭日的映照下银光闪烁”。英埃联军的阵地上，排列着整齐的火炮和44挺马克沁机枪。第一波次冲锋中，1.2万名苏丹士兵伤亡4000余人，而英埃联军仅死伤160人。许多人对当时的战斗留下深刻记忆，“没有人能活着冲到300码之内”“整个平原惨不忍睹，到处是死去或垂死的人和马匹”。

这两场战斗不禁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决定战争胜负最重要的因素到底是“气”还是“器”？这个问题是战争领域永恒的话题，自古以来没有标准答案。拿破仑说：“战争的胜负，四分之三取决于精神因素。”富勒则说：“只要找到合适的工具或武器，胜利就有了九成九的把握。”孰对孰错，难以定论，因为看待战争胜负的角度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武器装备一旦形成代差，胜利就变得非常艰难。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这一理论无疑更客观、更全面，“气”与“器”同等重要。但是，罗克渡口的祖鲁人与英国人，思图曼城外的苏丹军队与英埃联军，进行的是两代战争模式的较量，显然已经“超越了客观条件的限度”。也就是说，武器装备的代差，意味着战争模式的代差，有时候仅靠精神因素和数量优势是难以改变战局的。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军人“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即便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军队，也难以摆脱被淘汰的命运。近代以来大清王朝屡战屡败，甚至连都城都陷落敌手，主要是因为与侵略军展开的是两个战争模式的角逐。直隶总督琦善派人到英国炮舰上调查后写道：英舰“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朝廷重臣胡林翼在安庆看到洋船在江面上迅疾如风，惊诧之下愤然吐血，史载：“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胡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武器装备如此落后，思想观念如此滞后，这样的军队焉能不一败再败，走向覆灭？

新中国成立初期，频频遭到美国的核威胁，美方在多个场合声称“将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没有原子弹，无法实施对等的反击。美方恣意挥舞的“核大棒”，使第一代国家领导人深刻认识到，原子武器是“决定命运的”，“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并且下定决心：“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两弹一星”的横空出世，拉近了中国与西方在原子武器方面的代差，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随着军事技术不断发展，武器因素的重要性在上升，如果武器装备上存在代差，仗就很难打了。”近些年来，我军既敢于亮剑，也重视铸剑，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一批撒手锏武器加速形成战斗力，战略威慑力、战争遏制力显著增强。同时也必须看到，世界新军事革命浪潮惊涛拍岸，力度之大、速度之快、强度之高前所未有，一觉醒来就可能形成新的代差。我们曾经饱受武器装备代差带来的创伤，现在绝不能再犯类似的颠覆性错误。抢占优势、占据主动，手握防身利器，身怀独门绝技，关键时刻方能敢于亮剑、战胜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