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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在掌上阅 亮剑弹指间

老渔阳里2号的百年时光


■丁晓平

初心(油画)刘宇一作

你听说过老渔阳里2号吗?你去过老渔阳里2号吗?

发生在老渔阳里2号的故事,距离今天已经一个世纪了。那是1920年,在上海。或许,没有人知道老渔阳里2号的门牌究竟更换了多少次,但人们知道它现在的门牌是南昌路100弄2号。10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里选择了走马克思主义道路,创世纪地铸就了中国革命的红色起点。

20世纪20年代,上海租界林立,石库门这种别具一格的里弄住宅,可谓老上海的缩影。位于法租界环龙路的老渔阳里2号,是一幢典型的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门楣上方是一个典型的A字三角形石雕,布局精巧,整洁干净。这里原本是老革命党人柏文蔚的公馆。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外国轮船到达上海。3月初,他从好友汪孟邹位于五马路(今广东路)棋盘街的亚东图书馆搬到这里居住,原本冷冷清清的柏公馆一下子就热闹起来,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现在,“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回到了上海,新文化运动的“旗舰”——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自然也跟着他回来了,老渔阳里2号也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在陈独秀的身边,又汇聚了一群新青年,李汉俊、李达、沈雁冰、陈望道、施存统、杨明斋等是老渔阳里2号的座上宾。

走进老渔阳里2号,进门就是客堂间,也是陈独秀的会客室。瞧!堂间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陈独秀确实太忙了,拜访者络绎不绝,踏破了门槛。堂间有一把皮面靠背摇椅,与人谈话时,他就坐在这把摇椅上。陈独秀中等身材,前额宽广,眼神炯炯,闪耀着智慧之光。在年轻人眼里,这位思想界的大明星,仪表确实与众不同,西装革履,仪态文雅,待人随和。在不拘形式的谈话中,他顷刻间就能把对方征服,一笑起来就露出整齐的牙齿,散发着充沛的生命活力,俨然是一位大知识分子。

夏天来了,季风也给上海带来了雨水。5月5日,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了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五四运动前夕,他和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创办了《湘江评论》。因为组织发动“驱张(敬尧)运动”,他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于1919年12月18日到达北京,住在北长街99号(今北长街20号)福佑寺。完成北京的事务后,他匆匆赶往上海。5月8日,在上海半淞园,他同新民学会会员彭璜、李思安等为欢送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陈赞周等6位会员开送别会。一年前,同样是为了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他也是从北京赶到上海。那一次,毛泽东遭遇了困难。1936年10月,他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口述自传时回忆说:“当我到达浦口以后,又是一文不名了,而且连车票钱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了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毛泽东称这位湖南老友是他的“救命菩萨”。

这位“救命菩萨”名叫李声澥,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与毛泽东相识,也参加了新民学会。早在1918年夏天,他就来到上海,在一家古董玩具店帮工。1920年3月,作为《新青年》的忠实粉丝,他获悉陈独秀的住处,便来到老渔阳里2号慕名拜访。作为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他听从陈独秀的意见,改名李中, 进入有3000多名工人的江南造船厂当了一名钳工。因深得陈独秀赏识,李中被邀请临时住在老渔阳里2号,跟随陈独秀一起开展工人运动。

在上海,毛泽东很快就见到了这位久别的湖南老友。李中劝毛泽东一起从事工人运动。毛泽东也很想向李中学习,在写给罗学瓒的信中谈起此事时说:“我现在很想作工,在上海,李声澥君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我总要有一个时期专用体力去作工就好。李君声澥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居然一两个月后,打铁的工作样样如意,由没有工钱已渐得到每月工资12元。他寓居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帮助陈仲甫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

1920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和彭璜、李启汉等跟随李中走进了老渔阳里2号,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毛泽东比陈独秀小14岁,也算是忘年交了。早在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佐理员的时候,文科学长陈独秀就经常来他这里借阅书刊。几十年后,毛泽东依然念念不忘,“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

见面后,陈独秀向毛泽东表示了对湖南人抗争精神的赞赏,毫不讳言对张敬尧胡作非为的愤慨。

毛泽东表达了对陈独秀的尊重和敬仰,介绍了创办《湘江评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情况。

陈独秀对《湘江评论》的工作和驱张运动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还列举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兴、蔡锷,赞扬他们都是艰苦奋斗、扎硬寨、打死战的湖南人。

谈话中,毛泽东向陈独秀说明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征求陈独秀的意见。在毛泽东身上,陈独秀看到了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十分高兴地说:“一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或长或短,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生命。大问题是什么?真生命是什么?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一个人生的大问题。社会上有没有这种长命的个人,也是社会的大问题。奥利芙·施赖纳的小说中有这么一个故事,你见过蝗虫它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走了,于是第二个来了,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的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的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了永远纪念的价值。”

毛泽东说:“先生说得真好。有真生命的人,是因为他们造的桥的生命永远存在那里,在我们心中。”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跟陈独秀谈起在北京与李大钊见面的情形。表示自己在北京读了许多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像邵飘萍的《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还看到了一些共产主义书籍。

陈独秀告诉毛泽东,陈望道刚刚完成《共产党宣言》全本的翻译工作,自己和李汉俊先生正在校阅,马上就要出版了。

陈独秀听说毛泽东在北京时就阅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非常欣慰,感觉遇到了知己,越说越有兴致。他告诉毛泽东:“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著作,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湖南受军阀蹂躏较其他省份惨痛,社会各阶层都对督军制度有反感,尤其是工人农民。前不久,上海厚生纱厂女工事件在长沙新闻界闹得沸沸扬扬,我们专门做了调查,想必你们也看到了。”

毛泽东说:“我在《新青年》上看到了,感谢先生为我们湖南女工说了公道话。的确像先生所说,现在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的时代,而不仅仅是要求待遇的问题了。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

“厚生厂在湖南招募女工无论办法好歹,都不单是湖南的女工问题,也不单是上海男女工人的问题,乃是全中国劳动问题。要知道,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住的房屋,都是劳动者做的。社会上有各种人,唯有劳动者才是社会的台柱子。”说到这里,陈独秀指着李中说,“现在,我请李中和我一起组织机器工会,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觉悟,一起为这个国家而奋斗。”

听了陈独秀的话,毛泽东眼睛一亮。他向陈独秀表示,回长沙后,将筹办文化书社、工人夜校,宣传新思想,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把自治运动搞起来。陈独秀十分赞许。

1920年7月,返回长沙前夕,毛泽东再次登门,向陈独秀告别。在老渔阳里2号,他详细谈了回湘后的打算,包括成立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人民自治运动,表示要继续做好《新青年》的发行工作。陈独秀十分赞赏,对毛泽东说:“我正在筹备组建共产党。如果你们的计划顺利实现,也是建党的最好准备。”毛泽东兴奋地说:“我们也想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做好湖南党组织的建设工作,今后请先生多多指导。”陈独秀握着毛泽东的手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发扬湖南人的奋斗精神!”

的确,在上海的这两个月,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他在写给好友的信中说:“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毛泽东感觉自己像“睡在鼓里”一样。这次与陈独秀的会见,让他茅塞顿开。后来,他在自传中深情地回忆道:“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说:“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上海,对陈独秀来说确实是一块福地。这里,不仅是他躲过数次通缉追捕的避难地,也是他四次东渡日本求学或流亡的出发地,还是他发动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现在,上海又将成为他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滥觞之地,他将带领新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在这里与产业工人相结合,以俄国为榜样,开始探索走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事实上,就在毛泽东1920年5月抵达上海的时候,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而在与毛泽东会见的这个6月里,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支持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推陈独秀担任书记。那时,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也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抑或叫社会共产党?为此,陈独秀专门致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同意并决定党的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老渔阳里2号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和指挥中心。从此,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有了共产党。

这年11月,在老渔阳里2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实际情况为: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11月,上海党组织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其间,陈独秀分别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的朋友们写信,希望他们尽快筹备建立党组织。不久,陈独秀收到了毛泽东热情洋溢的邀请,希望他去长沙出席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因要去广州就职,遗憾未能成行。于是,毛泽东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创建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日出东方,苦难辉煌。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沧海桑田,换了人间。穿越百年时光,老渔阳里2号,一个见证开天辟地大事变的地方,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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