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战争亲历者，著名军旅作家徐怀中在作品中总能以一种不同的视角塑造人物形象，向读者展现独特的战场环境和战地生活。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牵风记》借助一种浪漫的美学想象，在战火硝烟中建构军人形象，继《我们播种爱情》和《西线轶事》之后，再一次翻开了当代军事文学创作的新篇章。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吸引了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加入，在提高了军队整体文化素质的同时亦大幅提升了战斗力。他们为建立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有的人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些都为徐怀中的创作提供了动力。他曾说：“到了晚年，我想我应该放开手脚来完成我最后的一记。现在我所交出来的《牵风记》，不是正面去反映这场战争，而是充分运用我自己多年来的战争、战地生活积累，像剥茧抽丝一样，把它织成一番生命气象。”

小说《牵风记》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讲述了独立第九团在艰难突破封锁、进行战略转移期间，女文化教员汪可逾带着革命信仰投奔光明，却在19岁时壮烈牺牲的故事。全书笔墨的重点没有放在硝烟炮火和宏大战争场面上，而是紧紧围绕一张古琴、一匹军马和三个人，谱写了一曲唯美又浪漫悲壮的战地恋歌。

怀抱古琴出现在独立第九团的北平女学生汪可逾，天真、纯净、执着又涉世未深，似硝烟弥漫的战场中的一汪清泉，就这样映入了团长齐竞的眼帘，也逐渐流入了他的心间。汪可逾身上的诗情画意与浪漫主义色彩，既有家庭原因，也出自天性。这种天性仿佛给危险灰暗的战争生活带来了光亮，也带来了希望。

齐竞是第三方叙述主体，在文中重要事件和人物关系中起到了很好的连接作用。他是曾留学海外且文化修养深厚的指挥员，擅长带兵打仗，而且能与汪可逾进行文化艺术上的交流。但战事紧张，主客观原因导致相互爱慕的两人在战场上必须分开行动。后来，两人产生误会，再次相见时，汪可逾已经牺牲。齐竞因此陷入了漫长的痛苦自责。

在汪齐二人于战略转移中分开时，骑兵通信员曹水儿作为汪可逾的护送者上升为“第二主角”。他曾是齐竞的警卫员，在书中属于“成长型”形象。汪可逾的才华与性格从某种程度上对“放浪不羁”的曹水儿产生了“净化”作用。

滩枣，是一匹军马，善作战、有灵性。行军路上，它是齐竞的坐骑，汪可逾的知音，曹水儿的朋友。它能听懂汪可逾弹奏的《关山月》，能很好地领会曹水儿的意图，能找到汪可逾死后的溶洞。

在徐怀中眼里，这是“一部具有严肃宏大叙事背景的‘国风’式的战地浪漫故事”。一边是战火纷飞，一边是高山流水，浓厚的诗意与浓重的悲壮感交相辉映，战争中美丽的容颜、动听的音乐、美好的人性、浪漫的诗情画意与战争的残酷、危险、血腥，形成了鲜明对比。

书中，汪可逾与古琴是一体的。不难看出，二者都是古典与美好的象征。结尾处，古琴被掩埋、汪可逾死亡，齐竞将找回的残缺古琴带回家时时弹奏，可见古琴是汪可逾的另一种存在，它也见证了所有人的经历和最后的命运。徐怀中在采访中提到：“汪可逾一生梦想所追求的，正是逆时针回返历史的原点，听到这个世界上最初始发出的那一声古琴空弦音。古琴，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别光彩的符号出现在这部长篇中，是塑造汪可逾艺术形象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同时，我也借用这件古老乐器的大美之音，不断延伸与强化了小说的主题内涵。”

曹水儿与军马滩枣仿佛也是一体的。他们都跟随指挥员，他们灵魂中存在的美好都在与汪可逾的相处中被唤醒。从汪可逾温存地对待滩枣，为它弹奏《关山月》，到最后滩枣竟奇迹般地找到汪可逾的遗体。这里运用的超现实手法，让军马与人建立了微妙的联系。

小说除了描绘战场上军人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之外，还有丰厚的人物情感表现。比如开头对于汪可逾在音乐会上形象的塑造，突破了战士形象的“脸谱化”特征，展现出人物身上多才多艺、返璞归真的美感，写出了战场上美的存在与力量。

《牵风记》的故事背景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转折期里艰难的一段时光。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团练武装的袭扰……这些都是徐怀中的亲身经历，但他没有特意渲染其中的艰难，而是仍充满了信心与希望。正是因为有无数对胜利充满信心、充满希望的革命者，才有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才有了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以一张老照片和汪可逾标志性的微笑为开头，引出战火纷飞中的一张宋代古琴和一段凄美又荡气回肠的战地故事，《牵风记》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切入战争，“小船拨转头来，驶入了亦真亦幻的另一重天地”。小说寓意空幻悠远，采用泼墨大写意的手法，通过大量生动细节的刻画，为人物形象的丰满与鲜活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不妨说，这也正是从微观世界到宏观层面，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彼此呼应，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其中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不论环境多么恶劣，作者赋予了书中人物坚强的信念和昂扬向上之气。

或许，《牵风记》牵的是关雎之风，也是历史风潮之风，更是91岁高龄的徐怀中对大别山经历刻骨铭心的怀旧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