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华池县的豹子川，本是个人烟极为稀少的小山沟。1943年7月，抗大七分校二大队的一千多名师生奉命来到这里，要在这荒凉贫穷的山沟里安营扎寨，进行生产、学习和训练。3年艰苦奋斗后，我们在豹子川打了上百孔窑洞，在荒山野岭上开出了万亩良田。同学们在这里学军事、学政治、学科学、学文化，提高了政治觉悟，锻炼了革命意志，增强了业务能力。在这期间，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把个原本静寂的豹子川闹得热火朝天，对我们顺利完成生产和学习任务，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当时，学校很重视文艺活动，各队都成立了俱乐部。而二大队中，有近百名和我一样从晋察冀军区各个剧社（团）来的“小鬼”，平均年龄十六七岁。虽说年纪小，可我们都在剧社（团）受过几年文艺方面的初级训练。教歌、排戏、化妆、演出、演奏乐器、跳舞、作诗、绘画……样样都能来它几下。这些“小鬼”就成了二大队的文艺骨干。

我们的第一次正式演出，是在1943年的秋后。当时，各队的同学们从草棚、石崖下搬进自己双手打的新窑洞。为了庆祝搬进新居，我们在张家岔的一个大平板石头上组织了这次演出。舞台很简陋，四周只立了几根木杆，用被单围了一下。没有管弦乐器和打击乐，我们用木锨作底鼓，用铜脸盆当锣，用搪瓷碗代替镲。我们还用红绿被单、包袱皮代替服装，用桦树皮做帽子，用粉笔、红土和桦树皮烧成的黑烟子作化妆品。节目有独唱、清唱及合唱，最后是京剧《打渔杀家》。

那几年，二大队创作演出了一大批内容好、形式多样、有教育意义的剧目。其中有《豹子川大合唱》《拴不住》《勇敢的报童》《小放牛》《难民曲》《劳军花鼓》《张丕模锄奸》《打石门焉》《陈同志下乡》《不安的夜》《解放柠条梁》《周石鲁转变》《偷鸡》《邯郸起义》《两亲家母》《白旗堡搬兵》等。这其中，有很多节目是同学们自己创作的。如《豹子川大合唱》，就是赵鹏、郝玉生、蒋学谱等同学集体创作的。歌词健康朴实，如“山高高，满山绿，水曲曲，村外绕，道路伸得远，窑洞阳光照，梅鹿山上走，山鸡咯咯叫……”有的文艺节目是同学自己演自己。如《周石鲁转变》就由周石鲁同学演他自己，演得真切感人，教育效果很好。

我们二大队演出的拿手节目是《打得好》。这部剧不但在豹子川演得很红火，就是在1946年8月二大队宣传队改编为联政宣传队、到延安演出时，也引起了轰动。直到后来，在西北野战军中，只要一提起联政宣传队的《打得好》，大家都会伸出大拇指。

二大队的文娱活动之所以搞得好，其主要原因是队员们思想作风过硬。在豹子川，队员们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在军人姿态、军事素质等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提高。另外，大家群策群力、团结一致，自力更生、发明创造，也是我们能搞好文娱活动的重要原因。当时经济十分困难，我们就自己动手做乐器。我们将山上的硬杂木采伐、烤干后，加工成大小长短不同的圆筒，蒙上牛、羊皮，就做成了大鼓小鼓。我们还用羊羔皮和蛇皮做高胡、二胡、低胡和三弦，用羊肠子做成粗细不同的丝弦，用芦苇做横笛。我自己动手做了一个低音三弦，一直用到1952年。

不仅乐器是我们自制的，凡是没有而又需要的东西，如化妆用品、服装道具、灯光布景等，我们都尝试着去做。桦树皮是我们手中之宝。它可以当作纸张，抄写台词，还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帽子、靴子和皮带。烧后的桦树皮烟子，可作墨汁化妆、写字。我们演古装戏没有服装，就用桦树皮剪成各种纸花，染上颜色，贴在红红绿绿的被面、床单上，就成了演出用的各式服装。

在豹子川时，领导支持、干部带头参加编剧和演出。八队队长冀云同志、政治指导员张汉成同志，对队上的文娱活动特别关心。有时同学们要排练节目到深夜，他们便做上面片汤送到排练场，对同学们的鼓舞极大。杨光同学写出《偷鸡》剧本后，队领导多次召集大家座谈、修改，保证了这部剧的成功。指导员蔡正宁同志写的《邯郸起义》，被我们带到联政宣传队，作为“保留剧目”，曾多次为部队演出，受到西北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好评。我们的大队长何远平同志，是一位老红军。他为了支持各队的演出，把自己打日本鬼子缴获的战利品——一双马靴、一块花床单子，长期借出，作为道具、服装之用。这在当时可是花钱难买之物，也是大队长宝贵的纪念品。说是“借”，实际上是哪个队需要，就拿到哪个队，这些东西长年不能回“家”。

在豹子川的3年，是令人难忘的3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环境的艰苦，都没有使我们后退，反而让我们更加奋勇前进。这其中，文艺活动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刘玉杰  文中身份为抗大七分校二大队队员。原文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