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国防预算屡创新高。拜登政府2022财年国防预算申请更是创造了7779亿美元的新纪录。然而，这笔天价军费预算非但难以转化为所谓“战争红利”，反而会加剧美国当前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的颓势。

从国内维度看，冷战结束后，美国以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为基准，以打赢常规有限战争为目标，构建了一种扩张型的军民关系模式。在这种关系模式下，政府通过“军事职业化”，在军事专业领域充分向军方放权，军方通过打赢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等时间、资源和兵力投入相对较少的有限战争，来攫取巨额“战争红利”；社会则通过“战争红利”促进经济发展、扩大民众福利，来缓解两极分化和族群对立等国内矛盾，支持政府用兵决策。

然而，“9·11”事件后，美国“反恐战争”呈现出了“平战模糊、兵民一体、内外联动、全域融合”的新特点，特别是金融危机的连续冲击、旷日持久的战争行动、军费开支的节节攀升、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导致美内外政策“军事化”倾向不断加剧，国内贫富分化、族群对立等长期矛盾日益尖锐，两党政治“极化”、社会“民粹化”日趋严重。

为了摆脱战争泥潭、扭转内政颓势，美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制造和寻找新的“敌人”，特别是回归“大国竞争”的传统手段，妄图通过照搬冷战对苏战略竞争的历史经验，企图以“攘外”的方式来实现“安内”的目的。

2022财年国防预算背后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增加军费的“军事化”手段来实现结束“永久战争”的“去军事化”目的，但这势必会遭到“反恐战争”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未来是否像尼克松那样因结束越战的战略决策，而遭遇“水门事件”的“滑铁卢”，仍未可知。

从国际维度看，维护全球战略均势，是军费预算投入的核心目标。然而，按照国际政治领域的“三角关系”定律，两强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会为第三方的崛起和坐大创造充分的时间和空间，非但无法巩固维护既有大国霸权地位，反倒会加剧全球战略失衡，造成地区局势动荡，激化盟国离心倾向，为自身衰落埋下种子。

眼下，美国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烂尾”，非但未能阻挡中国和平发展势头，反倒破坏了中东和欧洲地区稳定，催生了“伊斯兰国”，激化了乌克兰危机，危及盟国关系，还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危机。

拜登政府2022财年国防预算申请似乎是在重走奥巴马和特朗普执政时期的老路，其一脉相承的基本考量是效仿尼克松当年的战略设计，通过缩短海外战线，聚焦主要威胁，来缓解军力有限与战线过长的矛盾。

“国虽大，好战必亡。”美国这种以实力求和平、以对抗谋霸权的冷战思维，在当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并重的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今天，已经形禁势格、不合时宜。汲取历史前车之鉴，放弃“零和”思维，加强国际多边合作，才是美国政府应该秉持的正道。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