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秀海新作《远去的白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打开就放不下了，连读数日。为了方便表达，先把作品的故事脉络简要地梳理一下：抗战后期某日，胶东两名乡村女子分别接到通知，今晚各有一名八路军干部和她们成亲。风雪之夜，村长赵秀英等来了自己心仪的白马英雄刘抗敌。次日凌晨，日军偷袭，赵秀英催促刘抗敌离开，自己和另一位新娘赵大秀用土炮掩护。策马归队的刘抗敌回眸一瞥，看见昨夜的洞房烈焰腾空，误认为赵秀英牺牲。不久后，赵秀英在挺进东北的征途中，率领赵大秀等支前民工，于混乱中被挤上渡船，来到东北。此后，真相浮出水面，原来在那个风雪之夜，进入赵秀英洞房的刘抗敌，是组织上介绍给赵大秀的，在东北战场，赵大秀同刘抗敌正式结婚。而介绍给赵秀英的另一个英雄刘德文，则是因为上级临时调遣而误了婚期，并在此后被误认为牺牲。长达3年的时间，赵秀英始终以支前民工队长的身份伴随一支部队，多次参与该部的战斗，以胶东抗战时期积累的经验，为该部筹集供给、抢救伤员、发动群众，甚至直接参战。

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也是一个女人同一支部队的故事，进而也可以说是一个女人同一场战争、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故事。赵秀英直来直去、敢爱敢恨、敢作敢为。她不仅因为刘抗敌入错洞房而失去了婚姻，还因为她一再坚持要落实区长交给她的任务而错过了在编的机会；不仅因为顾及赵大秀而为事实上的丈夫刘抗敌保守秘密，还要为名义上的丈夫刘德文的母亲养老送终；不仅因为珍重而冷淡了欧阳政委的爱情，还因为要为“烈士”母亲尽孝而放弃了当县长的机会……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当读到赵秀英挑着一对箩筐，一头坐着自己的幼子、一头坐着那个同自己八竿子打不着，却对自己百般依赖的“婆婆”，跋山涉水开展乡村土改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不禁响起了雨果的声音：“比海洋更加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加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赵秀英的故事是由一系列错位编织的，到底是谁首先张开了错位之手，是天气？是刘抗敌还是刘德文？是赵大秀还是赵秀英自己……似乎每一个人都能扯进来，但是转念一想，这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无辜的，他们同样是错位棋盘上的一粒棋子。在战争的滚滚洪流中，个人遭遇没有对错，只有命运。或许也可以这样认为，是那匹被称为“飘雪二郎”的白马，在风雪之夜故意制造了这个错位。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个错位的源头，一错再错，将错就错，通过小人物的一系列人生错位，构建了一个崭新的民间英雄形象，完成了对东北解放战争的宏大叙事。

作品开篇即写马。胶东地方干部赵秀英在焦灼等待的新婚之夜，第一次见到它的情景是这样的：一抬头那匹高大健壮的白马已经进了院子，院门的栅栏一直都为她想象中的那匹白马开着——错位就这样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因为她想象中的新郎正是传说中的“白马营长”。

在赵秀英跟随部队在东北征战的3年里，白马这个意象多次出现，时隐时现，忽远忽近，虚虚实实，成为贯穿作品的一条结构副线。最初是赵秀英在一场战斗后捡到了一匹奄奄一息的白马，在赵秀英的眼里，它就是刘抗敌的“飘雪二郎”，因此，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日子里，赵秀英有一口吃的，就要给老白马分一口，并时刻警惕温参谋长要杀掉老白马为部队充饥的企图。温参谋长调虎离山，派赵秀英出去征粮，可是他们却找不到白马了，直到赵秀英回来，它才自己一路小跑，回到了大姐的身边，又摇头又甩尾，还绕着大姐转圈子，像是在跳一种舞蹈。它或许就是“飘雪二郎”的战友，就像刘德文“牺牲”前委托战友姜大伟照顾他的老娘一样，这匹老白马似乎也是受到“飘雪二郎”的委托，替它来抚慰赵秀英的。

进一步读小说发现，真正的“飘雪二郎”后来出现了两次，一次是载着刘抗敌来到赵秀英的附近，隔着几里地，赵秀英已经感受到它的气息，从而也埋下了赵秀英曾经同刘抗敌、赵大秀秘密见面的伏笔。第二次是它被刘抗敌送给欧阳政委，载着欧阳来到赵秀英的身边，让人隐隐感受到刘抗敌副师长的良苦用心——既携带他本人的思念之情，也隐含他希望赵秀英重新获得爱情的希冀。赵秀英对欧阳政委异乎寻常地敬重甚至产生了隐秘的爱慕，似乎也是从白马开始的。欧阳政委牺牲之后，白马就成了赵秀英生死相依的战友。运输队老孙提出让白马拉大车的时候，赵秀英用鄙夷的眼光回答了他：“没有了它的主人，它就应当像那些驽马一样去拉大车吗？”终于有一天，明察秋毫的姜团长为了转移赵秀英的哀愁，趁其不备，将白马带走，换回了一门山炮。这一次，赵秀英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但人们依然能够听到她的心声：“白马就在我心里，永远都不可能离去。”

白马几乎是作品的“神来之笔”，它在风雪之夜驮来一个决定性的误会之后，就很少露面了，然而在作品中它并没有真正远去，它隐没在云端，翱翔在战争的上空，奔驰在军人和赵秀英的心里，若即若离，藕断丝连。需要它的时候，它从天边奔来，聚集着作品人物和读者的目光。当故事重新回到主题之后，它又隐居二线或者三线。在作品中，赵秀英不是军人，却成了军人的灵魂，而它则是赵秀英的灵魂，当然也是作品结构的灵魂象征。

再说那些人。赵秀英本来不在北上编制序列，在渡海过程中又和自己的民工队失散，独自一人伴随一支部队。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啊！人员来自分区独立团、县大队、民工、俘虏……一言以蔽之，都不是主力部队的人，登岸后要枪没枪，最初勉强编成一个营，也只能在次要方向上参加战斗，好在这支部队在保卫上级机关的时候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赵秀英拒绝返回胶东之后，表面很倔、其实一直对赵秀英心存依赖的部队参谋长，给赵秀英任命了3个职务：后勤队长、群工干事、包扎所长，3个职务都是临时代理的。但就是在这些岗位上，赵秀英开始发挥她在胶东组织群众、土改、瓦解敌军的才能。在安东外围，她研究了城内的情况，最先发现了残留的日军、伪警和实际控制城市的苏军之间的缝隙，纵横游说，软硬兼施，并单刀赴会，结果兵不血刃占领了安东城，并收获了大量物资。部队也因此补充了兵员和给养，整编为第37团。

《远去的白马》没有选择重大战役中最为光彩的一面，而是截取战争中很容易被忽略的配属行动，部队是“影子部队”“诱饵部队”，甚至是别人眼里的“败军之将”。这支部队不争气，摩天岭一战，第37团本来有机会证明自己，但是由于指挥力量薄弱、战术技术生疏、兵员思想混乱，导致战斗失利。后来来了一个大机关作战科长出身的姜大伟，他把全团推到了一个“知耻后勇”的境地，在新开岭战役中，他把地雷埋在敌人进攻的前沿，也埋在自己的退路上，真正是破釜沉舟。新开岭战役让第37团增强了自信，找回了主力部队的荣誉感。到了塔山阻击战，虽然还是打防御，但战术专家姜大伟预感到，他的白台山防御阵地将有空前恶战，仅靠现有兵力和装备是不够的。于是几年来赵秀英一直舍不得扔的破炮筒子、从日军仓库里搜刮的地雷、用地雷火药制成的炸药包、战场上捡来的两拐子电话线……所有能够帮助防御的作战资源，都纳入姜团长的视野，包括泥土和石头。他在小小的白台山构筑了一个土洋结合的防御阵地，仅有的炮火放在对敌致命一击的时刻，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穿插、迂回、潜伏……这些战术被他运用得出神入化。终于，这支部队浴火重生，以崭新的面貌，带着新的番号汇入东北野战军的洪流，踏上了入关南下的征程。

从宏观上讲，所有的战争故事都是大同小异，一个“大”字，囊括了战争背景、战争过程、战争目的和战争结局。一个“小”字，则往往是战场局部、过程片段、部队分支、个体的情感命运……除了这些“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基本原则，《远去的白马》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小中见奇、奇中见巧。几乎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甚至每一个物件的出现，都带有传奇性。赵秀英是个奇人，她不同于我们在其他文艺作品里见到过的任何一个支前民工形象，也不同于人们印象中的“胶东大姐”形象。刘抗敌、刘德文、姜大伟、欧阳政委也是奇人，处事风格不同，作战各有绝活，在司空见惯的英雄形象中，他们因为不同寻常而焕然一新。但是，在读完作品之后我们又会发现，他们并没有因为传奇性而失真，传奇性的合理性是靠艺术的真实性支撑的。所有的传奇，较之战争生活的真实，都不足以让我们大惊小怪。战争的隧道有多深，就有多少传奇，我们远远没有写够、也没有写好战争传奇，只能说，《远去的白马》又往深处走了一步。

北上的前夕，分区独立团的团长为了留住赵秀英这个能干的地方女干部，特意给她发了一身宽大的军装。阴差阳错，她穿着这身军装，成为两个抗战英雄心目中的女神，并被司令员二话不说就赶到北上队伍，让她成为一支部队的重要援军，成为非军非民、离不开战场、回不了故乡、找不回丈夫、见不到孩子、摆不脱“婆婆”的“女汉子”。还有她在战场上捡到的老白马、她打扫战场时扛回来的破炮筒子、从死人堆里淘出来的电话传输机等。这些破烂在姜团长手里，无不化腐朽为神奇，成为战士们手中的利器，为这支部队由弱到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们的存在也从一个方面揭示了一个道理，战争制胜不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不仅需要用兵如神，一个高明的指挥员，还要善于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物尽其用。

小说读到中间，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几句话：写好军事题材小说的前提是要有深厚的军史知识，要有丰富的军事常识，要有深刻的战争生活体验。作者的从军和参战经验在写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比如战场布局、战斗态势、建制装备、战术技术等，能够写得活灵活现并符合逻辑。当然，最重要的前提还是会写小说。军旅小说家要有壮怀激烈的英雄理想，也要有悲天悯人的生命关怀，要有设计结构的宏观视野，还要有编织人物关系的“建筑手艺”，以及对于战争、战斗、战场的直观俯仰和对战争中人内心进行深度体察的能力。

最后，不得不说说作者本人了。20世纪70年代初，到广西前线参加边境作战的时候，我是一名新兵。战争结束后，我被抽调到军部创作组写报告文学《炮兵英雄王聚华》，那时候就知道有个作家朱秀海，写了一个报告文学《河那边升起一颗星》，在参战部队中反响很大。从那时候起，朱秀海就是我心中的榜样。若干年后，又读到他的《穿越死亡》和《音乐会》等，感觉这是一个始终高举英雄主义旗帜、致力于纯粹书写的军旅文学作家。阅读《远去的白马》过程中，我的脑海不断闪现40年前的一幕，想象那时候的朱秀海，和我一样守候在热带雨林潮湿的猫耳洞里，眺望撕裂夜空的曳光弹雨，聆听山峦之间和江河上空发出的轰鸣，一股英雄气拔地而起，扑面而来。有一点我们是相同的，我们都是上过战场的军人，而且都是两次。第二次参战也是在西南边境，他是上级派到作战部队的专业作家，我是侦察大队的一名排长，那一年多的战争生活体验，让我们都增加了军事文学创作的自信。或许，从那时候开始，在作者的心里，《远去的白马》已经从遥远的天穹下面疾驰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