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21日，晋察冀边区发生了一件新鲜事，成就了抗战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件事我一说你可能知道，就是聂荣臻救送日本孤女美穗子姐妹的故事。但你可能不太容易想到的是，如果少了另一位晋察冀“传奇人物”，这件不寻常的故事也许很难传诵至今、成为佳话。

我说的这位“传奇人物”，就是我军著名的战地摄影家沙飞。他赶在聂荣臻送归日本小女孩之前，拍下了《将军与孤女》等一组20多张经典照片。两位日本小女孩在中国共产党将领的身边，在八路军的根据地，在那严酷岁月里感受到极为珍贵的温暖和关爱。你一看照片就知道了，聂荣臻何以是聂荣臻，八路军何以是八路军，共产党何以是共产党，正义战争何以是正义战争，革命的人道主义何以是革命的人道主义。1942年7月7日，《将军与孤女》出现在《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上，这段轰动一时的战地故事从此广为流传。

熟悉沙飞的人都知道，因为物资紧张，他是有名的“惜胶卷如金”，拍起照来精打细算。可是拍美穗子姐妹的根据地生活，他举起相机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助手问他为啥一反常态。沙飞回答，这照片最能反映我们军队“革命的仁慈”“将来会有更大的影响”。一切，都被他早早预言了。

用卡蒂埃·布列松的摄影理论来看，沙飞的逻辑就是捕捉“决定性瞬间”。对这个理论，布列松有一段文绉绉的论述：“在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个事件里，都有一个决定性的瞬间。当这个瞬间来临时，周围的诸种因素会排列成最具意义、最为协调的几何形态，并显示出某一事件的完整面貌。”因为定格的是“决定性瞬间”，《将军与孤女》才具有了极强的传播力：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什么立场，都能一看就懂，一看难忘，一看就受到思想冲击、情感就产生波澜。

传播者的“眼力”和“脑力”，最集中表现在发现并采摘“决定性瞬间”的能力。做得到，就是一图胜千言；做不到，千图万图不仅没有用，还会反过来“损”你所欲言。“胶卷稀缺”的年代，拍摄者的痛苦和遗憾常常在于“没拍到”。当年，沙飞就曾对助手说，只拍到聂荣臻照顾美穗子姐妹，而没有拍到前线战士解救小姐妹，是难以弥补的美中不足。现在，到了随手就能拍、随处可以拍、想拍多少拍多少的时代，到了人人都是“朋友圈”摄影家的时代，太容易的结果是不讲究，太多的结果是没印象，“随意”“粗糙”“老套”“俗艳”等成了今日新的痛苦和遗憾。

能够“破防”的“决定性瞬间”，不一定非得是大场面。敏锐的镜头，万万不能除了“千军万马”就只有“领导特写”。比如，在沙飞看来，聂荣臻温和地带着美穗子吃梨就比他在干部大会上挥斥方遒更具有“决定性”。道理其一，“吃梨”是真，“干部大会”也是真，但“吃梨”最有人间烟火气，更能让人产生“真实感”。须知，不经过一番妙手和巧思，“真实”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够直接变成“真实感”。在观者极其挑剔的当下，更是如此。道理其二，抗日将军与日本孤女共占“C位”，剧烈的角色冲突却在一图之中和谐自然到极致、人情味浓郁到极致。观者眼神穿透照片，思绪就会掉进故事里，并且越想越深、越想越美。

军队是故事富矿。紧张的战位是货真价实的故事窝。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使命和战斗力，决定了像《将军与孤女》这样的“决定性瞬间”是必然大量存在的。但是，能否将其尽数“收入镜头”，则要看在我们的队伍里有多少“沙飞”。我最近参加过一次演练活动，前方拍下、传回的照片、视频“数以T计”，可看来看去，眼前少有一亮、心头难获一震。思及此，心情不免有些沉重。

一个瞬间通常很小。生活如海洋，它常常只是浪花一朵。其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决定性”，主要是看它所蕴含的新闻价值和人文价值含量。这个瞬间或许很细微，但足够重要，有“滴水见太阳、小锤敲大钟”的能量，能够反映重大主题、定格时代风云。这个瞬间或许很平凡，但足够新鲜，是人人心中有、人人“镜”中无的故事，属于喜闻乐见的闻所未闻。这个瞬间或许很简单，但足够生动，能够像子弹一样命中你的情感世界。

决定性的一刻转瞬即逝，这一秒异彩纷呈，下一秒就平淡无奇，绝无重回上一秒的可能性。捕捉这样的瞬间，需要思想力；只有敏锐的思想，才能让你在那一刻来临时，福至心灵般地按下快门。捕捉这样的瞬间，需要在现场。耳边听得见战友兄弟的呼吸，镜头才会有灵性，妙手偶得、浑然天成的机会就会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