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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在掌上阅 亮剑弹指间

“精兵简政”的提出与实施


■刘  征  徐亚涛

毛泽东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给谢觉哉、陈正人的信。(1942年)
图片来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和发展部队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阶段。部队庞大、机关臃肿,兵多难养的矛盾日益突出,根据地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

为了应对困局,减轻老百姓负担,中共中央一方面号召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一方面实行精兵简政。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批评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号召党员要和党外人士合作,鼓励大家多提意见。时任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与其他10名参议员响应毛泽东号召,根据边区群众几年来经济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联名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议案,同时提出5条具体实施建议。

议案一经提出就招来一些反对声音,指出该议案有碍军队建设和民主政权的巩固发展。毛泽东知道后非常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毛泽东的肯定和说服下,11月18日,大会通过提案并成为边区政府的决议。毛泽东后来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11月27日,参议会闭幕后的第6天,边区政府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重点讨论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问题。会上,李鼎铭重申了该案的要义,谢觉哉、萧劲光分别就精兵简政问题提出建议。会议决定设立由刘景范、高自立、周文、周兴、南汉宸组成的边区“编整委员会”,具体负责边区各级行政组织机构的精简裁并及人员编制等工作,并定于12月15日以前拟出精简方案,年底办妥,翌年1月1日起实行。

12月初,边区政府第二次政务会议再次重点讨论精简方案问题,初步确定了各机关、部队、群众团体裁减人数,以及相关部门的调整、精简问题,会后分别以训令和指示信的形式,向各厅、院、处和各专署、县府发出决策部署。精兵简政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实施。

边区机关率先示范,迅速展开行动。至12月20日,边区民政厅精简工作基本完成;22日,边区政府保安处精简完成;24日,边区政府财政厅精简完成;26日,边区政府建设厅精简完成;28日,边区高等法院精简完成,边区银行总分行也精简就绪;30日,边区保安司令部开始实行精简……同月25日,清涧县政府召开会议部署精简工作,成为边区第一个精兵简政的县级政府。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精神,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决心实行彻底的精简,否则“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对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中央持续指导和陕甘宁边区的影响带动下,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先后开始精兵简政。

1942年1月15日起,晋察冀军区开展了缩编主力、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等工作。整编后,军区总兵力由1940年底的近11万人减至9.5万人,民兵由1941年底的30万人增至约40万人。晋冀鲁豫军区精简整编工作与晋察冀军区同时展开,除充实战斗部队、加强地方武装外,还着力做好部分人员的送校学习和转业工作。八路军第129师对编余人员根据不同情况划定了4条标准,分别是参加革命斗争5年以上者、家在根据地以内者、家在根据地以外或在敌占区者,以及其他情况者,不同情况处理方式不同。为了稳定军心,第129师还规定,对于所裁汰人员应“妥为资潜回籍与适当安置,特别是对抗战有功的老年同志与残废同志,尤应郑重处理,否则破坏政治影响”。经过精简,八路军第129师、晋冀鲁豫军区成功达到中央提出的精简标准,将党政军脱产人员控制在全区人口的3%以下。

1941年11月,晋西北军区召开军分区首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结合军区具体情况制定了部队精简计划和编余人员处理原则。翌年2月,军区又对精简整编工作进行了调整部署。八路军第120师师部专门组成工作组,分头下到第358、第359旅和大青山支队进行深入动员,指导开展整编工作。至3月,晋西北军区主力部队由3.9万人精简为3.5万人,裁减公务人员731名,八路军第120师和新军部队共减少伙食单位118个。

1942年4月中旬,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也展开整编,将一切领导集中于山东分局,下设军政委员会;山东纵队第1旅划归八路军第115师建制;八路军第115师师部、山东纵队队部和山东分局合署办公,机关人员精简1/3(约0.35万人)。

精兵简政工作开展一段时间后,不断有问题暴露出来。毛泽东与党内外人士多次沟通后,认为主要症结在于调查研究做得不够,应进行全面精密的分析,拿出切实的举措来。

1942年4月9日,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对前一阶段精兵简政进行了总结。会议还接受了李鼎铭等人的建议,兼顾军政民三方利益,邀请党与军队方面参与编整委员会并加强其职权,筹备开展第二阶段的工作。

4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指出了各地区第一阶段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和陕甘宁边区工作问题发言,指出:总的目标就是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办法是五整,即整军、整政、整党、整财、整关系;中央和军委要以工作和教育作为两个标准来进行大整。

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9月1日发出,作为整风文件。会上,毛泽东提出精兵简政的目的是“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并指出“精兵简政”是一个政策,牵涉到军民关系、军事建设、行政效能、工作作风、财政政策等各方面,关系到根据地的存亡。

9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阐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依据这种分析,毛泽东强调“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强调了精兵简政的迫切性,要求部队实行彻底的精简,而不是小的不痛不痒的精简。指示还指出,除特殊情况外,各部队原则上不再补兵;作战损失后,连、营、团两个并为一个,旅的番号撤销一部分,军区、军分区许多性质相类似的机关合并办公;全军精简后,做到“量小而质精,更有战斗力”。

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各抗日根据地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自身实际分别开展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精简,历时2年多,至1944年基本完成。

“精兵简政”对抗日根据地克服严重困难,完善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十大政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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