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中，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是有一件事还是值得回忆的，这就是新婚妻子送我上战场。

1951年前后，在《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鼓舞下，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非常高涨。我当时在山西省沁水县团委工作，“宣传抗美援朝”也是我的一项重要任务。每当我为大家朗读《谁是最可爱的人》时，心中总是情不自禁地想：“我要是能做一名‘最可爱的人’，那该多好啊！”

1952年秋的一天，县里召开干部大会，县委书记李继全传达了中央决定在革命根据地动员一批青年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指示。新入伍的青年要前往朝鲜，必须派地方干部前去护送，这些干部因此也要随调部队入朝工作。县委还号召党员干部带头参军。我听了报告后，当场就报名。不久后，我的请求得到县委批准，被任命为新兵连指导员。

我报名参军的消息，很快被母亲知道了。她含着眼泪说：“你大哥身体不好，二哥给人家放羊，弟弟还小，我身边就你这么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你要到朝鲜去打仗，就不怕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母亲的一番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我想起1943年在抗日根据地上小学时学过的一篇课文：“一个鸟儿巢，筑在大树梢。将国来比树，人家如鸟巢；国破家难在，国强家可保。”于是，我就用课文里的内容再加上儿时母亲讲的“岳母刺字”的故事来启发她，用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激励她，还给她对比了解放前后我家的生活状况。母亲经过一番思考，最终同意我参军。

说服了母亲，我又开始担心准岳父这一“关”不好过。因为他家里没有儿子，所以他一直把我这个准女婿当儿子看待。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当我把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全县任务对他讲了以后，他说：“我也是个老党员，懂得个人利益要服从党的利益！我支持你参军，但希望你可以把结婚的事情处理好。”他还主动提出陪我到90多里外的晋豫中学，把在那里参加培训的未婚妻接回家，共同商量我参军的事。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未婚妻也非常支持我参军。她说：“敌人的炮火烧到家门口了，我们青年人怎能无动于衷？”她特别回忆起1943年秋，鬼子对晋冀鲁豫边区发动“铁滚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她的祖母、母亲惨遭杀害，年幼的她和妹妹身上都被捅了数刀，她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段悲惨血泪史。她含着热泪对我说：“振礼，你放心去吧，决不能让侵略者再来欺辱我们。”她还说，“你在前线杀敌立功，我在后方刻苦学习，提高本领，我们共同保卫和建设新中国。”她的这番话，令我内心非常震撼，参军报国的决心更加坚定。

当时，党组织和同志们都很关心我的婚事。一天上午，县委组织部王松保部长对我说：“县委决定给你办婚事，让你结婚后再去朝鲜。”于是，李继全书记特批动用了当时县委最先进的交通工具——胶轮马车，由“车把式”老原同志赶车拉上我，到距县城60多里远的岳父家，把未婚妻接到县城来。

在县团委的一间宿舍内，大家为我们举行了结婚仪式。县机关各部门派代表出席祝贺，县委还在附近饭馆里订了几个菜，送到房间，让我和妻子吃了一顿“喜庆婚宴”。从此，我就被称为“最可爱的人”，爱人则被称为“最可爱的人的爱人”。这件事当时成了全县人传颂的佳话。

我结婚后的第三天，即1953年1月19日，告别了妻子和亲友，带领全县报名参加志愿军的120名战士，踏上了征途。赶来为我送行的董振义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高兴地说：“你这是走出洞房，奔赴战场，好样的！”

1954年夏天，我随部队凯旋。回国后，妻子不远千里赶来部队驻地瓦房店看我。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拍了一张“援朝返回留念”照片，这也算是一次“婚补”吧！

（卢  箫、朱  根参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