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西藏军区当了近10年话务兵。1977年，我因身体原因调离拉萨。在登机的舷梯上，遥望贡嘎机场四周连绵不断的山峰，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再见，拉萨！再见，西藏！再见，我的第二故乡！山那么高，路那么远，何时我能再回来？”

13年后，因为单位要求赴西藏执行一项任务，我再次来到拉萨。那天，汽车刚一停下，我飞快地打开车门跳下车厢，一眼就望见红山上被阳光照耀的金顶。“布达拉宫！”我禁不住大声呼喊。同行的战友说：“看你，就像回家一样！”

又是33年过去。或许是年纪越来越大的缘故，这些日子，高原上的一草一木，一张张充满青春气息的笑脸，时常走进我的梦境。在新春到来之际，真想问候当年顶着“高原红”并肩战斗的老战友、曾在雪域高原绽放芳华的话务女兵：你们还好吗？

进藏路长

1968年春天，我们40个北京籍女兵穿着新军装，登上西去的列车。在青海省西宁市经过15天的训练，我们乘汽车进藏。那是一辆带篷卡车，人货两运。我们坐在大米袋子上，在沙石铺成的“搓板路”上颠簸。

从西宁到拉萨近2000公里的长途跋涉中，我们每天夜宿兵站。条件好一点的兵站是木屋或土坯房，屋子里是实心土炕。这种实心土炕不是像北方那种可以烧热的炕，上面只铺了一层羊毛毡子，冷冰冰的。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但大家好像都有心理准备。我们这些北京姑娘，没有一个偷偷抹眼泪的。

一路上，最让人难受的是高原反应。我们头痛、呕吐、发低烧，白天走路犯迷糊，像踩在棉花上；晚上睡觉不踏实，感觉“云遮雾罩”。更煎熬的是吃饭，米饭是夹生的，馒头发不起来，让本就没有食欲的我们，更吃不下饭。

记得接兵女干部每天点名时，总要教我们一些克服高原反应的方法，表扬能吃得下饭的新兵。其实，她和我们一样，嘴唇是紫黑色的，走路也喘着粗气。好在有这位女干部的鼓励，有战友们的陪伴，我们的身体一天天适应，高原反应一天天减弱。

后来，我们不但能吃得下饭，还学会了吃“大锅饭”的诀窍。那时，在青藏线的兵站吃饭，几百个兵“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几个大饭盆，吃饭需要一定的“智慧”。吃米饭时，我们先盛半碗，快速吃完后再盛冒尖的一大碗。吃馒头时，我们一手拿着一根筷子，从拥挤的男兵胳膊缝中伸进去，感觉到软软的东西就使劲扎。转身冲出来时，筷子上已经插了好几个馒头。

青藏线上有个地方叫“五道梁”。当地有一句顺口溜，“上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可见这里的高原反应有多严重。回想起来，我们这群新兵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还在五道梁兵站打了一场篮球赛，上下半场各10分钟，中间休息20分钟。如今，我早已记不清谁输谁赢，只记得打完球后气喘吁吁，四周是密密麻麻观赛的人群。

离开西宁第9天，我们终于进入拉萨。快步跑进军区大院，只见一座三层小楼，一大片铁皮顶的平房，一个简易篮球场，篮球场上有一群活力四射的兵。

这就是我们今后要工作和生活的“家”。

新年“团拜”

新兵下连后，我被分到西藏军区原通信总站，成为一名话务兵。

由于高原山高路远，通信线路长，通话质量差，话务兵除了转接电话外，还承担为军区用户传话的任务。为了听清楚线路里微弱的声音，我们要排除一切声音干扰，有时甚至要钻到机台下面，捂着耳机仔细听。为了让用户听到传话的内容，我们还要扯开嗓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喊，声音之大，常常让同一个楼层的通信处参谋们感叹：“好大的嗓门！十里八乡都听到喽！”

高原话务兵的生活训练虽然忙碌，却常常带给我们难忘的体验和感动。记得那是1975年，我和战友们在除夕值夜班。零点一到，“北京”方向的红灯亮了，坐在“一号台”前的我马上接听。耳机里传来一个甜甜的女声：“新年好！拉萨，我是北京。给拉萨的战友们拜年了！大家新年好！”可能是这个问候太突然了，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说“谢谢”。

或许是夜里的值班室太安静了，周围的战友们似乎都听到来自“北京”的问候，纷纷围了过来。我干脆摘下耳机放到机台上，与大家一起静静倾听。

“北京”又说：“拉萨，黑龙江的战友要跟你们说话。”紧接着，耳机里传出带着东北口音的问候：“拉萨过年好！你们那边下雪了吗？我们这里的雪都要没过腰啦！”我们连连热情回应。

“拉萨，拉萨，你们想要哪里？”“北京”悦耳的声音再次响起。一位战友脱口而出：“海南！”当我们向海南的战友说明自己驻守在拉萨，向他们送上新春问候时，话筒对面的声音明显“提高了八度”。印象中，接线的海南战友说他们值班时穿着短袖，我们穿的是厚厚的皮大衣，还冻得打哆嗦！

就这样，那年除夕夜，“北京”为我们接通多地战友的电话。大家用各地方言互致问候，气氛十分热烈。

那晚的电话拜年结束后，大家的兴奋劲儿久久不散。战友们说着笑着，一直到天亮。从那以后，好几年的除夕夜，值班室总有类似的“团拜”，让我们这些远在高原服役的姑娘，在寒冬里心里暖洋洋的。

我是“海燕”

上世纪70年代，一幅名为《我是“海燕”》的油画，曾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这幅画作生动描绘了话务女兵在暴风雨中检修通信线路的形象。看过这幅画的许多战友都说，我也算得上是那样英勇的女兵。

1969年底，西藏军区组建前线指挥部，从通信总站抽调8名女兵成立前指总机。成立第一天，我们把两部磁石总机抬到一道小山沟里，并排放在一块凸起的巨石下。一块卡车篷布从巨石上垂下来，上方用石头压住，用来遮挡风沙。

第二天凌晨3点，我接替战友开始值班。坐在总机前，只听篷布外的风越刮越大。突然，一阵狂风吹来，卷起厚厚的篷布。

“要是压篷布的石头掉下来，怕是要砸到总机！”想到这里，我马上顶风爬上巨石，脚蹬在石头的裂沟里，双手紧紧拉住快要飞起的篷布。我整个人几乎躺在巨石上，风卷着篷布，篷布拉着我，一点一点向巨石边缘移动。为了总机的安全，也为了不让自己从巨石上摔下去，我知道决不能撒手。就在我快坚持不住时，不远处的两名男兵发现了这一险况，先后爬上巨石，费了好大劲儿终于固定住那块篷布。

此后，每次看到《我是“海燕”》这幅画，我都会想起那次难忘的经历。其实，我们前指总机的8名女话务兵，人人都是“海燕”。前指总机的工作十分繁重，除了承担话务员的工作，我们还要配合维护班参与通信线路维护。

一次，前指总机的线路中断，经查是通信电缆被破坏，断成了一小截一小截，接都接不上。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抢通线路，我们连夜背着一捆捆胶皮电缆和被复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脊上一步一步放线，终于在天亮前接通线路。回到前线指挥部，大家顾不上休息，又马不停蹄投入日常话务工作中。

前线指挥部艰苦的生活令人难忘。11月的高原，我们8名女兵挤在一个单层帐篷中，两人睡在一个被窝里，盖两床被子和两件大衣，还是经常被冻醒。后来大家用土坯盖起宿舍，才有条件钻进自己的被窝。一日三餐也非常简单，最常吃的是脱水蔬菜和干海带。有时嘴里实在没味道，我们就在热米饭中拌上罐头里的油脂，再撒上辣椒面和味精，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在前指总机工作了5个月。如今，与战友们聊天、与孩子们“摆龙门阵”时，只要谈到这一段经历，我的言语间总会流露出一股自豪。以苦为乐，扎根边疆，甘于奉献，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高原女兵的风采。

（达星星参与整理）  

图①：麻晓军（左五）当年与战友们合影。作者供图  

图②：话务女兵24小时轮班转接电话。

图③：话务女兵在野外检修通信线路。

图④：话务女兵在前线指挥部建立通信站。

绘图：秦友友  

制图：扈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