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子瞻，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其文、其诗、其词皆流芳千古，既有真诚豪放、超然隽永之美，又有文以载道、纵横说理之义。苏轼的书法也开启了宋代的“尚意”书风，居“宋四家”之首。他在水利、教育等方面亦颇有政绩。苏轼一生历经数次贬谪却仍豁达安然，并在多方面成就璀璨。那么，他是如何治学求道的呢？《日喻》这篇文章就此作出了解答。
苏轼将世人治学求道的歧途比喻为盲者观日。生来目盲者不识太阳，于是求问于他人。有人说，太阳状如铜盘。盲者便叩盘而听其音。一日，钟声飘来，仿佛叩盘之音，盲者认为钟就是太阳。又有人说，太阳亮如烛火。盲者便摸索蜡烛的形状。一日，盲者拿到形如蜡烛的龠，便认为这即是太阳。“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苏轼说，盲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认知错误，就在于他未能亲自得见太阳，只是单纯依靠他人的描述。
苏轼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槃与烛也。”求道者正如盲者，虽可以从得道之人那里听到巧妙的比喻和引导，但这与试图通过比喻认识太阳无异。从铜盘到钟，从蜡烛到龠，如此辗转比喻，何时才能认识太阳呢？“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凭借肤浅的见解就去定义道，或尚未得道却凭想象言说，这些皆为求道中的歧途。
那么，道不可求而得之吗？苏轼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何为“致”？他援引两句古语来说明。孙武说：“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善战者总能调动敌人而非被敌牵制。各行各业的工匠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专注地将工艺完成。与工匠一样，君子则以研学“致”道。君子的学习如能像善战者一样沉稳而智慧，像工匠一样本分而专注，道就会“莫之求而自至”。在学习积累中泰然待道自至，虽不直接强求却能最终与道相遇，这便是苏轼所理解的君子求道之正途。
苏轼又以学潜水为例，阐释求道之正途的体现。南方多有善潜者，他们日日居住在水边，7岁便能蹚水过河，10岁即能在水面漂浮，15岁就可潜入水中。这样的技能不是随便能做到的，“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人对水性的把握与年轻力壮无关。曾有一些来自北方的勇猛之人向潜水者询问潜水的方法，但按照听来的办法下河尝试，却没有一个不溺水的。“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意思是，不致力于学习而试图直接得道，就会重演那些学潜水者的悲剧。
苏轼对求道的思考，也包含着具体的现实关怀。他说：“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者以经术取士，士求道而不务学。”在该文写就的7年前，宋神宗采纳王安石意见，决定以“经术取士”。科举考试不再考诗赋与明经等科目，改考经义与策论。于是，当时的学子埋头于经传注疏，尤其重视王安石所作的《三经新义》，忽略其他典籍。本应彰显时政见解的策论也往往沦为阿谀功绩的空疏之作。苏轼发现，过去以声律诗赋选拔人才，学子们大多杂学旁收，对于求道无所用心；现在以经学、策论选拔人才，学子们虽以道为追求目标，但又急于求成，忽视学习。这是求道之路上陷入迷途的体现。
苏轼秉持的“道”，是传承千载的士大夫之“道”，其中包含着士人对家国命运的强烈关怀，对百姓福祉与天下治平的使命担当，对传承文脉、赓续道统的历史自觉。而国家开科取士的目的也本应是选拔于国于民真正有担当、有品德、有学养的人才。空言求道却不致力于学习的人，既背离士大夫之道，也无法在未来担当大任。《日喻》一文既阐释了治学求道之正途，也是对治学之风的针砭时弊。
苏轼在他6年后写就的《石钟山记》中践行了深入实际、亲身探索的精神。面对疑惑，苏轼通过仔细研究水波与山石的运动，发现了石钟山之声响的原因。他感叹道：“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可惜，“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世人不肯亲自冒险考察或知晓真相却不擅表达，这固然是外界不了解石钟山的原因；但自以为是地满足于简单而荒谬的答案，这样的人更是“浅陋”。《石钟山记》正是《日喻》一文的印证之例。而他的《代书答梁先》更是浓缩式地表达了《日喻》的治学精神：“学如富贾在博收，仰取俯拾无遗筹。道大如天不可求，修其可见致其幽。愿子笃实慎勿浮，发愤忘食乐忘忧。”
《日喻》体现了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全篇以生动的比喻和严谨的论证来阐释求道的正途：人只有通过亲身学习、直接实践，在观察中不断积累，道才可对自己展现。苏轼对治学求道的阐释虽历经千年，仍具启发意义。1941年，毛泽东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实事”，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研究。“实事求是”就意味着，只有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切实研究，才能发现事物的真正规律。在较早完成的《实践论》一文中，毛泽东主席强调，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与苏轼一样，毛泽东主席以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主席所批判的脱离实践寻求事物规律的做法，也正是苏轼所批判的“求道而不务学”。
苏轼《日喻》一文对认识论的阐释虽不尽完善，但在求道方式上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朴素的正途。当今的青年也面临着和千年之前的学子同样的问题：我们应当如何求得道？苏轼告诉我们：要“学以致其道”，在探索研究中逐步积累，从实践中获得真正的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人的嘱托所言：“不论学习还是工作，都要面向实际、深入实践，实践出真知；都要严谨务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苦干实干。”青年人只有带着对中国现实的关切，投身于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才能获得真知，才能奋斗出一番无愧于青春、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