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典出《论语·为政篇》，其原文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与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等共同构成了儒家德治论的主张。钱穆在《论语新解》中说：“德者，心之最真实，最可凭，而又不可掩。故虽蕴于一心，而实为一切人事之枢机。为政亦非例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其施行德治或仁政的政治理念，对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非常重视官员的道德修养，始终把“治民先治吏”作为一条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既要求官员具备基本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如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勤于政事、办事公道等，又应具备良好的人品官德，如清正廉洁、诚实无私、遵纪守法等。在选拔官员方面，汉代主要以“举孝廉”的方式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考察官员；唐代讲究“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把道德品行放在首位。明代思想家薛瑄为官二十余载，修德守身、勤政爱民，提出了“居官七要”；清代孙嘉淦提出的“居官八约”，更是被后人看作为官做人的八项原则。“重莫如国，栋莫如德。”从古至今，立德修身始终是为官从政之根本。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纵观历史长河中封建王朝的覆灭，无不与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对于“什么样的人该用，什么样的人重用”，我们党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提出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从大的方面说，好干部的标准就是要求德才兼备。干部有才无德会坏事，有德无才会误事，有德有才方能干成事。习主席指出：“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因此，党员干部要勤修为政之德，始终把德的建设摆在首要位置，争做对党忠诚、造福人民、严于律己的表率。

涵养爱党爱国的大德。天下至德，莫大乎忠。从誓言“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的李大钊，到证明“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陈望道；从断肠明志的陈树湘，到舍身堵枪眼的黄继光；从“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王进喜，到“干革命要干到脚直眼闭”的杨善洲……对党员干部而言，守大义明大德就是要对党绝对忠诚，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做到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困难考验面前勇于担当，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同时要看到，热爱祖国，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守大义明大德就是要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深刻领会什么是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守的原则立场，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涵养为民用权的公德。在古代县衙大堂前，往往竖有一块牌坊，南面刻有“公生明”三个大字，北面则刻上“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衙门坐北朝南，府县官员坐在大堂之上，一抬头便能看见北面牌坊上的刻字。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德不配位，导致权力运用偏离了正道。有的没有为人民谋利益的情怀，只要不出事，宁肯不做事；有的搞权力“私有化”，把权力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搞权力寻租，等等。只有知道权从何而来，才能懂得权为谁所用。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章中明确，“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力姓公不姓私，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正确处理好公与私、情与法的关系，始终做到为人民用好权。

涵养严于律己的私德。党员干部的私德，是人格修养、言行操守、价值追求等在生活领域的具体体现。私德如何，不仅直接影响其履职用权的成效，更事关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私德不立，则公德难守，大德难彰。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放在第一位，由此可见为政之道是以修身为根本的。革命战争年代，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与组织失联后，身背13根金条和大量银元首饰乞讨度日，哪怕忍饥挨饿也绝不动用党的活动经费一分一毫，被人称作“腰缠万贯的讨米人”。党员干部严私德，就要像刘启耀那样正心明德，常怀律己之心，“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管住自己的口不乱吃乱讲，管住自己的手不乱拿乱要，管住自己的家人不擅权干政等，坚持以德立家建设好家庭、立德树人涵养好家教、崇德向善培育好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