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找准纠治措施本身的问题，才能祛除“五多”
年年纠治“五多”，“五多”问题年年纠治不绝，根子究竟在哪儿？
“这个问题的根源，应该不在‘五多’本身，而是出在纠治‘五多’问题的措施上。”徐春红反思。
为此，徐春红带领调研组改变策略，直接由调研“五多”问题，转变为调研纠治“五多”措施的问题，俯下身子收集官兵意见建议，官兵们一下子打起了精神，踊跃发言。
“天天讲‘五多’，可到底什么是‘五多’，怎么样才算多，措施里通常没有明确的规定，通知下发了，谁也不承认自己的是‘五多’，纠治自然无处‘动刀’。”某旅勤务保障营教导员宋发认为，不明确“五多”，就像战场上分不清敌友，无法对敌开火。
对此，某旅组织科干事曾湘感同身受：“不只‘五多’身份不明，还有一些措施内容同样模糊不清，放之四海而皆准，让基层看了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落实。”
曾湘介绍，以前试行的某减负措施曾明确提出：各类会议要严格按照法规权限、时限召开，不得随意扩大参会人员，“但法规权限在哪里、具体时限有什么要求、哪些需要扩大哪些不需要扩大……基层也搞不清楚，在实际落实过程中，很多会议依旧扩大到基层营连。”
“有些措施，根本不切合基层实际，一看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这样的措施下发下来，怎能有效果？”某旅侦察营文书牛煜杰举了一个例子——
某减负措施规定：机关各部门每天只能在下午五点半下发一次文电通知，有紧急通知下发需找值班首长签批。如此，机关干部为了减少麻烦，能不找首长就不找，各科工作以部门为单位汇总齐全后，按规定时间下发。看上去每天接收的文电数量减少了，但要落实的工作一点没减少，有些工作本来白天可以完成，现在晚上一拨接一拨地来，大家不得不加班加点。
对此，基层官兵也有普遍性认识——为了减负而减负，不深层次剖析问题背后的根源，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这样制定出来的措施，效果可想而知。
缺乏奖惩措施，也是各项机制运行不力的重要因素。“没有明确制造‘五多’该受何种处罚，就像法律收录某项罪名，却没有出台相应的惩罚措施一样可怕。”某旅纪委副书记翟峰由衷感慨，他当兵近20年，走过很多单位，还没听闻哪个人因制造“五多”而被追责。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很多纠治“五多”的通知，通常都是一下了之，再也没有人过问，再也没有人较真，基层当然会把它当成一纸空文。措施一个接一个，本身就降低了措施的力度，增加了基层的麻木感，时间长了，压减“五多”的措施本身也成了“五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