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战争年代，作为曾经产生过200多个将军的红安县，兄弟几个甚至全家一齐上战场的故事并不少见，《铁血红安》以此为创作的线索，勾勒了刘铜锣、方杠子、戴慧平3个同年同日生的异姓兄弟的感人故事。三人都是红安人，少年一起读私塾，后来又一起斗军阀，除暴安良的共同理想使他们少年时代便义结金兰。但是长大后，本为生死兄弟的三人却走上了不同道路。参加了黄麻起义的刘铜锣、方杠子逐渐成为骁勇善战的红军年轻将领，而戴慧平最终当上了国民党军官。在鄂豫皖苏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中，三兄弟在战场上是生死对手，私底下却依然不忘兄弟旧情。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兄弟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对抗。属于国民党阵营的戴慧平最终去了台湾，而刘铜锣成为我军的一名中将。剧中的两个女性——方蕾和曹丽君作为三兄弟青梅竹马的少年伙伴，在共同的革命经历中与之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情和友情，成为作品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三角或多角恋爱故事的感人篇章。
该剧在央视播出后，被不少观众誉为是湖北版的《亮剑》。我认为，如果非要把二者作一个类比的话，《铁血红安》最大的特色就是塑造了成长转变中的人物。《亮剑》中的李云龙从一出场就基本是一个性格定型的人物形象；而刘铜锣则从一个少年学童、老君山的山大王、红军战士，一步一步成长为我军的高级将领，这基本代表了我军早期多数指挥员成长的轨迹。人民军队从建军初期就是一支以农民为主体成分的军队，能否讲好投身这支革命队伍的农民故事，不仅决定作品的真实性，而且也是能否赢得观众的关键。为此，老作家朱苏进数次深入红安，寻访历史，体验生活，最终从“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敲，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样一首红安民谣中找到了创作灵感，成就了“刘铜锣”这个艺术形象。
在剧中，打小就有“狼崽”之称的刘铜锣，天生就有反骨，他揭竿而起，占山为王，成为土匪。后来虽因权宜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但共产党军队严明的组织纪律让他难以接受约束，加入红军后又几进几出，甚至为了出口气，在招兵买马时与红军唱起了擂台戏。但是，这样一个草莽英雄在党的教育和革命队伍的感召下，一步步接受共产主义的真理，最终成为屡立奇功的战将，成为一个让敌人畏惧的英雄。他加入红军后又几进几出的过程，在作品中展现得十分细腻，这是一个从草寇英雄到自觉革命者、由缺乏远大理想的平民山大王到具有崇高信仰的优秀红军将领的蜕变成长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的充分描写和展示，足见编剧、导演和演员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功力。
《铁血红安》的成功，还在于故事主线的清晰——三兄弟间的较量纠葛和信仰友谊的交织，赋予作品极强的艺术张力。从少年联手惩恶到成为对立的阵营，期间跌宕起伏。兄弟三人在抗日战火中经历了生死考验，可在解放战争中却因阵营不同而兵戎相见。当时，刘铜锣所在的中原军区面对戴慧平大军压境，他以一出精彩的“空城计”让国民党军队企图以30万对我军6万的“包饺子”阴谋化为泡影。此后，在辽沈、平津、渡江等大的战役中，刘铜锣一路率部南下，在福建前线终于追上了既是朋友兄弟又是对手敌人的戴慧平，兄弟情、家国恨又一次迫使他作出选择，最终刘铜锣为救方杠子，义释了戴慧平，三兄弟之间这样一种家国情怀与爱恨情仇的纠结，不仅贯穿于整个人物的成长史，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
《铁血红安》的成功说明，一部作品的人物是否知名、场面是否宏大、景观是否壮观并不重要，只要它演绎的是真正的人民情怀，就会拥有灵魂，赢得好评和尊重，收获持久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