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古往今来，人人都是父母所生，父母所养。父母对于儿女，出于本能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慈爱。为了儿女，他们甘受千辛万苦，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诗经》上说:“父母生我，鞠我，顾我，携我，长我育我，欲极之德……”意思是说,父母生我，养我，教育我，父母的恩德无以言表。现供职于总参谋部政治部、出生于湖南省衡南县云集镇白冲村响钟山脚下的吴旭同志去年在本网刊发其饱含深情撰写的散文——《响钟山下“父亲泉”》，在读者从引起强烈反响。最近，他又饱含深情撰写了一篇有关其母亲的亲情散文《响钟山上“母亲石”》。“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山里人以石为伴，以石为友，以石为荣。山里人离不开石头，石头也养育了山里人。散文一气呵成，相得益彰，特别是以“石”喻母，匠心独具，意味深长。读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仿佛听到了石头的歌声，字里行间，让读者从中深切感受了作者对母亲无尽的忏悔、敬佩和爱恋，也深切感受到了作者对“响钟山”这片热土的无限思念与热爱……
母亲是一位朴素、平凡、率真的湘南农村妇女，又是一位特殊的母亲，在那困苦多灾多难的年代，为了儿女能长大成人，当时只有40多岁的她，在父亲因战伤伤病复发突然去逝后，誓不改嫁，在30多年漫长的岁月中，以超常的意志和毅力撑起多次濒临绝境的家，过着极不寻常的苦难生活。她忍受屈辱，活得卑微，内心无比强大，眼光博大深远。生活的磨难，没有泯灭她天性中的善良厚道，没有改变她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也没有让她放弃对儿女的精心培养。她对儿女无私的爱、永不求报；她对困境从不退缩，永不言败；她对他人无比包容、永不生怨；她对强权从不妥协，永不言畏。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湘南女性的优秀品质、人格魅力和母亲的伟大情怀，她就如家乡湘江河边响钟山上的“女娲石”，坚硬、实诚，饱经岁月的磨砺，散发绚丽的光芒……
说不清的“怨”
我所在的家乡位于湖南南部离湘江不远处一个偏僻小村庄----现为衡南县云集镇白冲村中白组，原为衡南县车江区石塘乡白冲大队中白组，用土话叫白冲吴家。全村30多户人家约200多口人，其实真正算起来，也就是那几大家族。据父亲说，我家最先并不住在此地，是土改后才搬过去的，因此村里人都把我家视为“外来户”。加上父亲无兄无弟孤身一人，家境当时又比较贫穷，所以我家在当地很受排斥、欺凌。
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我几乎是在人们的责难、歧视中度过的。还是在我刚记事的那些年月，那时的村还叫“大队”，大队支部书记不像现在村支部书记，那可说是当地红透顶响当当的人物，他说什么便是什么，谁见他都得敬让三分，那时的大队书记如果有一个如花的女儿，那可是全村年轻小伙的追求的梦想，不管是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每个人都想去争取哪怕是一丁点希望。父亲是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几年部队生活的磨炼，他身上自始至终保持一股坚韧不拔，不屈不挠性格和敢于与一切歪风邪气作斗争的正义感，也有着一颗包容豁达的心，大队领导一些不合情理的做法，常会受到父亲的善意提醒。
母亲可不像父亲，属于那种大大咧咧的耿直性格，典型的炮筒子，眼睛里容不得沙子，遇到什么不公道、不公平的事就会当面锣对面鼓，让你下不了台，大家都送她一个外号——“刘呱婆（就是喜欢唠叨的意思，母亲的名字叫刘英，所以大家就简称刘呱婆了）”，这个名号在方园几十里上百里都很响亮。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母亲这种麻辣性格，赢得乡亲们的称赞，可免不了得罪一些领导，许多意想不到的刁难总会降临我家。
父亲做人做事光明磊落，无可挑剔，也不会有什么把柄受制于人，可母亲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经常是大队干部向县政府派到我们村蹲点的工作组汇报的所谓重点人。
也许大队干部当时觉得我年纪小，没有刻意回避，我好几次就在大队书记家亲耳听到大队干部向工作组打母亲的小报告，比如说母亲不尊敬领导、喜欢给年轻人做媒、干活拉后腿等情况……
在那个年代得罪领导的后果可想而知。那时，大队、生产队对全体社员各项工作都要进行评比，分先进、中游、后进几个等级，评完后，其结果就会用红、绿、白三种颜色的纸写上贴在大队集会的礼堂里，先进分子用红纸写，且名字后画一架飞机，意为坐飞机；中游分子用绿纸写，名字后画一列火车，意为坐火车；落后分子用白纸写，名字后画一辆板车，意为坐板车。
所以，每逢评选，那所谓落后分子的“大帽子”总会自觉不自觉戴到母亲头上，母亲的名字也便经常出现在大队礼堂宣传栏的白纸上，名字后是一辆大大的板车。
大队礼堂距我家不过几十米远，是我们小伙伴玩耍的地方，每次看到那个宣传栏，落后分子儿子的奚落声就在耳边响起，常常让我在小伙伴中抬不起头，心就像被针扎了一般，自尊受到极大的伤害。
父亲身体不好，干活不能得高工分，母亲常被评为后进分子，工分自然更高不了，我们兄妹都还未成人，只能给生产队放几头牛赚点微薄的工分，赚工分少，但吃饭的人多，因此，年终分口粮，我们家也常常是分得最少的。真可谓挂起镰刀没饭吃，每年从九、十月份开始，家里就开始缺粮，父母便四处求亲戚朋友，东挪西借为全家的生计而犯愁。
更令我自尊受伤害的一件事，是我五、六岁时的一年冬天，大概是十一月份，我们大队一位干部的老婆过生日，来庆贺生日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我家所在的生产队除我家没宴请外所有人都被请去喝生日酒，叫“锁门吃饭”（这是湘南办红白喜宴请人的一种方式，就是每家每户全部宴请）。生日宴会就摆在生产队门口的土坪里，几十桌一字排开，可谓张灯结彩，热闹辉煌。
“人穷不能志短，别人不请，我们不能主动登门祝寿！”在这方面，父母还都是有骨气的。我们一家只得在家里呆着，也不便出去。但外面的饭菜香味，弥漫在空气中，随着风不断渗入我家，诱惑我幼小的心灵，趁父母不注意我偷偷从窗户的缝隙里往外朝去，祝寿人群海吃山喝的样子使我的口水忍不住直往下掉，这一幕至今铭刻在我的脑海里。那时，我就想，如果母亲是个先进分子，不老给大队干部过不去，可能我们家也会在被邀请之列，我也会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坐在酒席上，享受山珍海味。在物质贫乏的年代，能吃上一顿酒席，那真像过年吃年饭一样的幸福啊！
这些事一件一件的堆积在一起，幼小的心灵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把自己感觉许多不顺的事都会怪罪到母亲头上，对她的恨也油然而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对妈的不解，对妈的怨恨，对妈的抵抗，从小时候就已经开始萌芽。这种怨恨，开始是一颗埋在火堆里的炭火，被厚厚的火灰闷在里面，看不见，后来是一粒灶火时飘出的火星，最后就是一缕熊熊的火焰，在我心里呼呼燃烧。
母亲比父亲小十多岁，据说媒人当时在说这门亲事时，母亲还有点翘尾巴，不大愿意。由于年龄的差距，必然会带来性格和思想观念的代沟，磕磕碰碰，争争吵吵，在所难免。农村女性与丈夫吵架后的“杀手锏”武器就是收拾物品回娘家，把家摔给丈夫一走了之，再叫丈夫到娘家赔理道歉好话说一锣筐，再保证下不为例，才肯扭扭捏捏的回来。母亲与父亲吵架时，也经常会使用这个“杀手锏”武器，提着行礼箱就回娘家。但母亲在我家属少数派，她与父亲吵架时，我们兄妹都觉得许多时候是母亲无理取闹，往往站在父亲一边。
按理说，像我那么小的年纪，看到母亲要回娘家时，会哭得喊天呼地拉着母亲不放。可当邻居吴继俊伯伯喊我去拉着母亲别走时，我竟然是不哭，也无动于衷，甚至还大声的骂道“咯呷死人咯癫婆（湖南农村骂人的话），死回去就死回去（回娘家的意思），免得和我爸爸吵来吵去，让我们也安静些”。
现在回想起来，我说的这些话，当时应该就像一把血淋淋的刀子，一刀刀捅在母亲本来伤心痛苦的心窝里。从这一个侧面，足可见我幼小的心灵中，对母亲的记“怨”有多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