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作家的视野有多大，决定了他笔下的人物能够走多远；作家站得高，他塑造的人物就看得远。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要突破对军旅文学的功能碎片化、功利化的理解，为塑造国家形象、军队形象贡献力量，就应该从主阵地和话语权的高度，调整文学观念和创作理路。
首先要以更大坐标讲好军旅故事，着眼全球视野下的文化书写，向历史矿藏的深层掘进。军事非虚构叙事要勇于承前启后、突破前人，使作品不单是学习英雄的教科书，还有对历史、战争和人性的深刻追问，以期在更大范围内获得尊重与肯定。这方面，老作家徐怀中先生鲜明地提出文学要写“人之常情”。他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登高望远，直到晚年创作仍显睿智通达，别有情怀，正是得益于思想的深邃与情怀的博大。徐怀中在长篇非虚构作品《底色》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半个世纪之前，他作为“中国作家记者组”组长赴战地采访，亲身经历了难忘一幕——在漫天硝烟战火中，一位敌军将军深情地吟诵起中国的唐诗：“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那一瞬间，人类亘古不变的共同情怀，超越了民族、语言与时空，让徐怀中心弦颤动。文学所要捕捉、建构并传达的，不正是这种人类共通的思想和情感么。
笔者2010年创作出版的历史非虚构作品《天朝向左，世界向右》，就尝试立足于近代中西方激烈交锋的十字路口，通过那些主导国运民生的风云人物，如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人的对比分析，透视近代中国迷失落伍的深层原因，剖析大国兴衰的关键节点，尽可能地为今天的中华复兴之路寻找宝贵的历史镜鉴。
其次要以融合创新提升叙事境界。非虚构叙事虽然属于“写实的艺术”，但更需要“艺术的写实”。文艺创作中的很多叙事技巧不但适用于虚构作品，也适用非虚构作品。军事非虚构叙事不仅应该“跨文体”向小说、戏剧等其他艺术体裁学习，还应跨门类、跨文化地向电影、电视剧，尤其是国内外优秀的纪录片学习。纪录片是一种典型的非虚构艺术，很多形式与技巧完全可以与文学创作置换互用。比如英国广播公司推出的著名纪录片《人类星球》，编导往往用短短的三五分钟，就把一个故事讲得摇曳多姿，片中人物形象呼之欲出。纪录片在非虚构叙事的艺术探索中，早已一骑绝尘，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可以给文学创作提供许多借鉴。
再次要以深广体察介入军营现实。如果把军事题材非虚构作家的综合素质比喻成一个长方体的话，这种体积的计算公式应该是：作家综合素质=长（对特定领域研究的擅长）×宽（博古通今的知识面）×高（俯瞰世界的高度）。
一位优秀的非虚构作家，不仅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剑客”，还应该是一位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的“侠客”。美国著名作家瑞恩，如果没有专家级的军事素养和博大精深的知识储备，无法想像他能够写出气势恢宏的非虚构文学经典《最长的一天》。创作这本20万字的书，瑞恩用了整整10年时间。他阅读了浩如烟海的报刊，研究了大量文件档案，与3000个战争幸存者取得了联系，并亲自采访了其中的700人。可以说，瑞恩首先是一名优秀的学者，然后才是一名杰出的作家。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为他心目中的理想史家开具3个条件：史才、史学、史识。民国史学大家钱穆则在《史学导言》中用“史心”一词名之。正因有了这种研究历史的公正之心，才能锻炼出自己独有的史识、史鉴和史胆。在此基础上，军事非虚构作家还应该具备强大的行动性和介入力。余戈为创作《松山战役笔记》，去腾冲抗日战场实地考察测量当年的战壕、工事乃至弹坑，这需要投入多大的热情和精力？他的“微观战史系列”可以说是用双脚丈量出来的。
世界上各支军队之间的决战岂止在沙场，更多的碰撞是发生在没有硝烟的文化战场上。信息化时代，军旅文学的生存空间、表现手段和传播方式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创作主体迫切需要跟上改革强军的步伐，以全球化视野反思检视自身的经验得失，赋予军事非虚构叙事以新的时代内涵，提升其内在艺术张力和外在传播影响力，从而突出重围，在新一轮军事文化竞争中发出强悍有力的声音。
（《解放军报》2016年10月11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