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出版社和一套丛书的60年

来源:文汇报作者:于颖责任编辑:于美玉
2016-10-24 10:51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初稿手迹

文汇报:人们常说,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的。今天这套蔚为大观的《丛书》背后有很多默默无闻的功臣,您能否介绍一下他们及其那些令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高克勤:除了前辈社领导定下的大方向以及一流的作者队伍,《丛书》的成功当然要得益于出版社里敬业又相当有水平的编辑。60年来参与这套书的编辑,前前后后有好几代、数十人之多,他们本身对古典文学就很有研究,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和方向。

像瞿蜕园先生成名较早,1961年被聘为“中华上编”特约编审前,已经著作等身,出版了许多文史著作。李俊老可能是出于个人爱好和李白作品的重要性,知道瞿先生博通经史,便请他做李白集的校注。瞿先生的《李白集校注》,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续加考订,纠谬订正不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至少到本世纪初,依然代表了这个领域的最高水平。他还整理了刘禹锡集,对所有诗文作了考订。陈尚君先生就曾著文评说瞿先生的《刘禹锡集笺证》,认为后辈学者在研究注释、版本方面,可能有不俗的表现,但在见识和对史料的把握上,至今没有能够超越瞿先生的。

在物色《丛书》整理者的过程中,编辑既要掌握最新的学术动态,知道学术界哪些是执牛耳之人,同时也要发现有潜力的学者,这就需要编辑有专业的学术水平和发现的眼光,从而作出准确的判断。除了孙钦善的《高适集校注》是从来稿里发掘的之外,还有不少是当时年轻人的硕博士论文,比如《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就是萧涤非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林继中先生的博士论文,《诗品集注》为曹旭先生的博士论文,《戴叔伦诗集校注》是蒋寅先生的硕士论文……

《丛书》凝聚了我们很多编辑默默无闻的劳动和付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陈振鹏先生。只要是陈老担任责编的书稿,不管是名家成稿,还是新人初作,他都从头到尾,尽心尽责,有疑问记下来,再与作者商量。

对名家书稿,陈先生从不盲从。比如钱仲联先生的《剑南诗稿校注》,初稿由老编辑富寿荪先生审阅后,修改稿由陈振鹏先生负责。在审稿过程中,陈先生用卡片的形式,提出上千条修改意见,除个别条目外,基本都由钱先生签注“照改”“照补”“照删”。钱先生特地来信对陈先生表示感激之情,提出增补的内容不计入稿费,或者由陈先生领取部分稿费。这一方面体现了钱先生的虚怀若谷,也让我们看到了陈先生深厚的学术素养和认真的工作精神。

再比如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几番修订,1993年的增订三版中,就包含了陈振鹏先生的成果。作为文史大家,由邓先生来研究辛稼轩,在史实方面再合适不过了。但邓老毕竟学史出身,对文学典故不是很熟,而中国的古典诗文非常喜欢用典,辛弃疾又是一个特别喜欢掉书袋的人。为了让《稼轩词编年笺注》在史实充分、正确的基础上,更具有可读性,陈振鹏先生在长达8年的编辑出版时间里,做了大量工作,给邓先生的著作补了上百条典故。邓广铭先生后来在题记中评价陈先生“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从来没见过陈先生,但在心底里已经把陈先生当成好朋友了。

对新人的学术成果,陈振鹏先生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当年尚为讲师的项楚在敦煌文学研究方面刚刚崭露头角,陈先生就看到他的研究潜力,接受其论文集《敦煌文学丛考》的出版,并约他撰写《王梵志诗校注》一稿。两书出版后深受好评,项楚先生如今也成为敦煌学界的领军人物。

编辑和作者交流、碰撞的例子,我们的档案里还有很多。以前因为有版本的缺陷或者记忆的束缚,作者在注释时可能会引用错,或者记错。编辑只要碰到引文,都会逐一进行核对。曾经有位作者,现在也算是古典文学大家,拿来一本30万字的书,引用的内容多是二手资料转引过来的。我们的编辑就按照他的思路和线索,花了大半年时间,把所有的线装本原始资料核对了一遍,让这位学者感动不已。

我和当代一位很有名的古典文学教授聊天时,曾“斗胆”地表示,60岁以下作者在古籍出版社出的著作,没有一本是没有错误的,都经过了编辑的匡正。这位教授还开玩笑地问有没有他,我说不要说你了,像钱仲联这样大师级的著作中也能找出错误,还算是少的,很多浮躁的作者,一本书里面可谓错误百出。很多专家型编辑,如果自己做研究,能出不少成果,却甘愿做幕后功臣,默默无闻的付出也都算在作者那里了。

陈振鹏先生一直没时间和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退休以后终于轻松点了,又为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唐诗鉴赏辞典》做审定工作。他本人对清代词人陈维崧很有兴趣,遗憾的是,直至陈先生去世也没有做完。李学颖先生较陈先生年小10岁,就帮陈先生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所以《陈维崧集》的最终署名是“陈振鹏标点 李学颖校补”。

李学颖先生也是一位非常刻苦的编辑。她原先搞宣传,半路出家,1978年以后才从事古典文学编辑工作,一下子就扎进去了。她当时不到50岁,没有什么家务拖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特别勤奋,《丛书》里有好几本都是李先生整理的,像《吴梅村全集》《瓯北集》。她自己做完《杨万里集》的校点后,还想做校注,但很可惜的是,李先生没有做完也去世了。

有陈振鹏、李学颖这样的老先生、老前辈,我们特别欣慰,从中也深刻体会到,古籍出版整理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编辑的积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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