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肯定和鼓励是并存的，就《丛书》接下来的发展，您觉得有哪些可以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高克勤：古典文学整理可谓大浪淘沙，这样才能经得起60年的检验。《丛书》已经做了60年，要继续做下去，秉持的信念还是我之前讲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填补空白肯定是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要梳理下中国古典文学史上还有哪些大家的作品没有整理过。之前有人提出来，《丛书》里小说类比较欠缺，拿四大名著来说，版本太多了，我们要做的话，是不是出个集大成的汇校汇评本，或者找今人来整理？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有了俞平伯、启功等先生整理的本子，现在想要找到这样的学者，再沉下心来做出超越前辈的东西，比较难。再比如戏曲类，汤显祖集我们做得很好，但和汤显祖齐名的关汉卿、王实甫、李渔等人的作品，整理明显不够。当然，这也反映出了一个现状，从事小说、戏曲类文献整理的学者成果不多。
另一方面，在已有的整理本基础上，我们还要不断发现新的本子。这次的《杜甫集校注》就是一个例子。最早《丛书》收录的是清人杨伦笺注的《杜诗镜铨》，后来发现清人钱谦益笺注的《钱注杜诗》也不错，便放了进去；林继中又发现了宋人赵次公的注文，于是有了《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包括如今谢思炜的整理，都收纳了进来。像杜甫这样的古代大家，多几个版本，多几个注本，既保留了文献，又保证了学术研究的多样性。
还有一个就是要不断进行修订整理。比如《孟浩然诗集笺注》，1990年代是我约佟培基先生做的，经过二十多年，这次又重新作了整理，篇幅扩大了将近一倍。类似这种笺注的东西，新做的有很多。还有《韦应物集校注》，也是增订本。邓广铭先生生前已经做了三次《稼轩词编年笺注》，他去世后，他女儿邓小南教授说邓先生在第三本书上又批改了很多，我让她把本子给我，可以再出个定本。《丛书》的很多作者表示，有生之年他们还是会不断做些增加、修改的。
文汇报：就我所知，《丛书》起初计划出200种，您怎么看待这个目标数字？
高克勤：1978年，出版社列了个200本的出版计划，因为出得比较慢，到2009年才完成100种，如今有136种。当然，200种也只是当初的一个大致匡算，从古籍整理修订的角度来看，哪怕实现了200种，也不能说可以结束了、不做了。时代在进步，只能说我们这一代学者、编辑做到这个程度，谁知道很多年之后是什么情况呢？
最近，凤凰出版社出了郁贤皓的《李太白全集校注》，说是代表了目前这一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甚至有人称之为“终结版”。我认为“终结”这个话不能轻易说，十几二十年之后，如果又发现了新的抄本呢？我们这套书里面，由洪本健校笺的《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以《四部丛刊》周必大刻本为底本，除了参校那些有价值的版本外，最为可贵的是，以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珍藏的南宋本《欧阳文忠公集》为主要参校本，纠正了不少疏纰漏误，天理本就比国内的本子多出来72封书信。
新材料的发现，加上新的认识、新的考证方法，都在促使学术处于不断前进的过程中。从数量上来说，再花上20年，我们说不定能完成200种，但是只要古典文学的研究始终贯穿下去，古籍出版社一直存在下去，《丛书》的修订工作就没有完全终结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