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1970年夏的一个下午，我在整理他的办公桌时，无意间看到一张白纸上他用铅笔写的几句戏文：
不公与不干（西厢记）
做天难做二月天，
蚕要缓和参要寒。
种菜哥哥要落雨，
采桑娘子要晴干。
读着它，我眼睛禁不住湿润了。那时独自站在总理办公室里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对我来说，那是一件刻骨铭心的事。
1972年5月，一次常规体检时，在总理的尿液中发现了癌细胞。由于不能按时治疗，更不能住院治疗，再加上劳累过度，病情逐渐发展成小便带血。一个大试瓶，大半瓶没有一点黄色，完全是鲜红鲜红的血。
有两次他从外面回来，给他打开车门时，我一低头，他就把整个身体趴在了我身上。车离他的办公室有20来米，但他很难自己走过去。我一手搂着他的腰，一手牵着他的左手，一步步地把他拖回到办公室。他坐下来又批阅那厚厚的一堆文件。
我们劝过他：“咱能不能休息三天五天，最多一个礼拜，好好地治疗一下再干？”但是每一次劝他，他都这样对我们说：“总理，总理，我是全国人民的总理啊，现在这个时候我不管谁管，我不干谁干，你们看看我怎么样休息得成？”
1974年，“一·二五”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的一个傍晚，时任中联部部长的耿飚来到总理办公室，说江青无中生有，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他，想辞职不干了。总理听了，就笑着说，“耿飚同志，我跟你说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想赶走你，不论怎么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要想整你，不论怎么整，你自己不要死（就是不要自杀）。”耿飚听了这三句话豁然开朗，拿起辞职文件报告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这也是总理在心里对自己说的话，“我不能走，不能倒，也不能出现其他问题。”他也曾经说过，“除非我自己把我自己打倒。”
白天休息、晚上工作，这是一直以来为了照顾毛主席的身体和工作习惯，总理长期形成的习惯。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作息变得极不规律了。我到总理身边工作的时候，他基本是下午两三点、三四点起床，第二天凌晨两三点、三四点睡觉，后来延迟到七八点，患了癌症之后甚至延迟到九点、十点才睡。如果他每天能睡上五六个小时，我们心里还会比较踏实，但到后来这五六个小时很难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