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兵一致，干群一心
1927年9月30日，毛泽东在永新三湾领导秋收起义部队整编，创造性地推行支部、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取消军官“四菜一汤”的待遇，让士兵民主管理伙食，自由支配节余的“伙食尾子”。有一次部队急行军，毛泽东因熬夜起得迟，来不及吃早餐、带午饭，饿得他竟向人讨饭吃。朱德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厨房、灶间，跟炊事员打成一片，以至于每每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敌兵误为“伙夫头”。红军官兵政治平等、经济公开，吃多吃少一目了然，吃好吃坏心甘情愿。
1929年2月9日，朱德、毛泽东率部从井冈山一路转战，孤军深入到瑞金大柏地时，3600余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2500人，平均每人只有20发子弹，并无粒米撮盐之炊。这天正是农历大年三十，当地群众因受国民党的欺骗、蒙蔽，早已人去村空，而国民党赣军5个整编团在后面紧追不放，一场灭顶之灾即将降临。毛泽东当机立断，指示军需处特事特办，允许以连为伙食单位统一开具欠条，赊购大柏地村民来不及带走的“过年料”，让众将士吃饱喝足，增强体力，终于击破强敌。一个多月后，军需处信守诺言，拿出3500块光洋兑现了欠款，赔偿了战争损失。红四军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因敌取资，劫富济贫，赢得了所到之处劳苦大众的拥护和支持，士气空前高涨，战力倍增，牢牢地控制了全国最大的一块红色根据地。
苏维埃政权为了防止产生官僚、特权和腐败，杜绝多吃多占、铺张浪费，确保自身肌体的健康、纯洁，加大了对党员干部队伍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力度，从1932年2月起，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深入持久的反腐肃贪斗争。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项英签署、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训令，首次明文规定了贪污浪费的量刑定罪标准，对贪污、倒卖粮食的犯罪分子惩罚尤为严厉。一个代号为“江西老表”的红军干部因倒卖了两担军粮，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令害群之马闻风丧胆。
绝大多数苏区干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分田地，夜打灯笼访贫农”，传颂一时；“真心实意为群众，柴米油盐都想到，问寒问暖情义重”，蔚然成风。中央党政机关率先垂范，11个部委二成多冗员、重费被核减，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一降再降，每人每天只发油盐钱三分，食米半斤。在前方战事吃紧、粮食供应最困难的非常时期，后方非战斗人员半干半稀只吃两顿饭。有一阵子，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吃饭时总是躲在一边，有人怀疑他瞒着大伙偷吃猪肉，气愤地跑过去一看，发现他吃的原来是红薯叶！
苏区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苏区群众也毫不含糊，纷纷慷慨解囊，硬是从牙缝里抠出粮食支援革命战争和苏维埃经济建设，而且大部分群众卖粮不要钱、借谷不要还，主动退回政府发给的购粮款和借谷票。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应各地苏维埃与工农群众的请求，借谷20万担，推销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1934年，中央苏区分3次借谷104万担，其中“中央苏区的乌克兰”——宁化县群众借谷7万余担，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红都”瑞金群众从中共建政到北上转移，历年间借谷25万担，认购公债68万元，其它物资更是不计其数。
红军官兵步调一致，苏区干群上下一心，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顽强地与“庞然大物”国民党南京政府抗衡了数年之久。直到洋顾问李德瞎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但中央红军主力并未伤筋动骨，依然能够从容完身而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