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红军四渡赤水旧址：太平渡渡口（资料照片）。
敌变我变
若要用一个词来描述四渡赤水前后，党和红军最大的变化，我想就是“敌变我变”。面对强敌，红军没有任性的资本，唯有时刻审时度势、不断改变，方能在整体劣势下保持局部优势，进而在战略退却之中寻得反攻的机会。扎西整编，非战斗人员的大幅缩编进一步解放了红军行军速度；除红一军团外，其他军团取消“师”编制，则促进了指挥体制的扁平化。经过整编，红军打运动战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在四面强敌而且鲁班场失利的情况下，会议确定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为军事指挥新“三人团”，无疑解放了党中央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效率。强渡乌江，改变的是战略。既然客观条件不允许在黔北建设根据地，党和红军便不再犹豫，索性改变战略，向着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方向进发——入滇。每一步变化，都基于实际需要；每一个需要，都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目的。相比于之前，四渡赤水之后的红军，速度更快，指挥更有力，战略更灵活。敌变我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种更加灵活、务实的思想，通过四渡赤水武装了党和红军。
四渡赤水，党和红军在独立探索之中前进，犯错误并不可怕，因为共产党员最宝贵的品质在于知错就改。作为伟大实践的开始，四渡赤水开了一个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