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军演”究竟能走多远
在《军营演说家》“走红”的这些日子里，有人欢喜有人忧。喜的是它不仅活跃了氛围、收获了教育效果，还得到了广泛宣传；忧的是《军营演说家》前路困难重重，不知道这堂课究竟能走多远。
老兵走、新兵来，一茬茬的人在换，就总有讲不完的故事，乐观派对《军营演说家》的未来充满信心。“话是这么说，可事物都有盛衰规律，办一期‘军演’并不容易。”宣传科科长王梦思坦言。
最开始，《军营演说家》计划一个月办一期，可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各种重大活动、演训等冲突经常导致延期，后来只好两个月办一期，甚至间隔时间更长。有的干部说：“这样的大型活动太过‘高大上’，不适合基层营连，我们没有条件办。”
不仅营连没法办，有时候机关操作起来也很吃力，甚至因为缺一两个人就影响整体效果。据了解，为办好一期《军营演说家》，需要的是一个团队的通力协作，审稿改稿、做视频、调音、布置讲台，还有主持人、导师、工作人员，缺一不可。
第3期“军演”是在驻训场开办的，由于视频制作、常用主持人不在位，在白天举办的“军演”缺了选手VCR，没有了熟悉的主持人，导致效果大打折扣。
“这些再难终究还是能克服，如何保持官兵们的新鲜感、兴趣度才是最难的。”时任政委王波回顾自己军旅路经历过的各种教育形式革新，对比地方各种综艺节目的兴衰，深有感触地说：“我当然希望‘军演’能走得更远，可火遍大江南北的娱乐节目都有停播、改版的一天，‘军演’的路必定艰难。”
“按部就班就行了，何必这般折腾？”看着工作人员熬更守夜、加班加点，有人曾劝他们歇一歇。“创新可不是折腾，这也是我们的职责之一。”王梦思翻出《思想政治教育大纲》，指着第24条这样说道。
笔者定睛细看，上面明确写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与方法，应当从实际效果出发，根据不同内容和客观条件灵活运用，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创新。”
纵有种种难处，该旅宣传科还是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军营演说家》，官兵们踊跃参与，不得不修改赛制，海选赛一再增赛，导师可选学员名额也得到扩充。可以说，每次官兵们自发的掌声和呐喊声就是对《军营演说家》幕后人员们最大的褒奖。
《军营演说家》的成功，就是它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参与性，让官兵这个受教育主体也能成为教育者，充分发挥了自我教育、相互教育的作用。对《军营演说家》这个讲台，时任政委王波始终充满信心，他坚信：“只要我们坚持创新，用心去筹划思想政治教育，就不愁没有‘军演2.0’‘军演3.0’的延续。”
“逃兵”走上演讲台
■彭 田 李晓杰
“我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一个真正的好兵。”礼堂内，聚光灯下，还没有授衔的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新兵李源，站在该旅《军营演说家》演讲台上，动情地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
然而，初入军营时，他可不这么想。
“无论如何我都要走！”
2016年9月，李源入伍到该旅两个星期后，这个念头就牢牢占据了他的脑袋。
他想过逃，不过听说逃兵违法，而且很丢人，所以他选择“思想退兵”。
他主动找过班长、排长、指导员、教导员，只说一件事：“让我走吧，我思想不坚定，不适合当兵。”当发现此路不通时，他就开始写“退兵申请书”，一有空就写。
谈起李源的“退兵申请书”，该旅政治部副主任蒋琢记忆犹新：理由充足——体质不行、视力不佳、思想不坚定；文采不错——我想回家，那里有太多太多牵挂，爷爷佝偻的背影、父亲和蔼的面庞、妹妹天真的笑脸；持之以恒——一休息就写，最多时一天写6份。
既然这么决绝，为什么不直接退回去？“新兵想家很正常，训练苦累、新环境、新面孔，换成谁都会想。李源的做法只是一种自我逃避，有救。”时任李源新兵连指导员赵青如是说。
班长、排长、指导员轮番上阵，却收效甚微。后来，赵青把李源的家人请来，配合连队一起做李源的工作。
那天，李源看到了父母熟悉的身影。父亲告诉李源，爷爷为了他的事已经两天没吃下饭。
“一有困难就逃避，我还是男子汉吗？不能再这样下去！”李源最终没有跟父母回家，他选择留下来。
全身心投入训练，李源仅用了一个多月，就相继上了新兵连、新兵营龙虎榜。
不久，“逃兵”李源大胆走上《军营演说家》演讲台，当着上千人的面，把自己的经历和盘托出，台下的官兵们听得入神，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呐喊声。
《军营演说家》就是让官兵用自己的故事引发心灵共鸣。正如主持人胡东在选手上台前所讲：“你来讲述，我们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