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智胜。
人类伊始，就进入了一个追求智慧，也不断产生智慧的时代。人类需要智慧，是因为不再满足于普通动物生存的达尔文法则，只有依靠智慧才能博弈未来。历史发展到新的十字路口，考验着世界各国参与全球竞逐的战略定力与智慧。拿破仑曾经说过，真正的征服，唯一不使人遗憾的征服，就是对无知的征服。刺穿无知之幕的是智慧之光。在冷战刚刚结束的１９９２年，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民主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认为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世界正在迎来自由民主制度的一统。言外之意，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也即将来临。然而，２０多年过去了，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并未建立起来，国际形势动荡多变，各种意外频频发生。与此同时，恐怖势力蔓延扩散，“逆全球化”思潮日益显现，当今世界正面临开放与保守、合作与封闭、变革与守旧的重要抉择。在大国角逐的疆场上，我们要主动谋划，积极运筹，以中国智慧参与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中国模式”，以中国“和合文化”之王道对冲西方“征服文化”之霸道，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和而不同。作为战争的另一面，人类对和平的追求，是一种最古老、最悲壮的追求，也是一种最痛苦、最艰辛的追求。现实的世界历史，充满着血与火的厮拼与抗争。从殖民时代开始，西方国家凭借坚船利炮，大肆屠杀别国人民，侵吞别国土地和财富。可以说，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始终奉行“谁拳头硬，谁就说了算”的霸权主义。不仅如此，这种弱肉强食、仗势欺人的传统已深深浸入西方文化之中，“国强必霸”“赢者通吃”成为其思维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如美国的政治家、战略家们都认为，中国崛起必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亨廷顿甚至断言，“未来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文明的冲突”的背后，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普世价值”推广，就是铲除异质文明的“推土机”战略，就是企图用一种模式或制度控制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显然，这是西方对异质文化的傲慢与偏见。
自古以来，和平、和睦、和谐的“和合文化”就深深融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以和为贵”“化干戈为玉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国虽大，好战必亡”等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郑和七下西洋，五次到马六甲海峡，不是去征服掠夺别人，而是带去了大米、丝绸、茶叶和瓷器。中华民族曾经遭受到西方列强长期侵略和欺凌，但中国人民从中学到的不是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也不是开疆拓土的殖民扩张，而是更加坚定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
人类因无知或偏见引起的冲突，有时比利益引起的冲突更可怕。“和而不同”为人们提供了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取向，提供了体现人类共同智慧的思维方式，同样也提供了人类共同向往的世界和平图景。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国家和民族无论穷富、大小、强弱、先进还是落后，都要相互尊重，共同发展。文明相处更是要对话，而非冲突；交流，而非取代；尊重，而非歧视。我们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兼收并蓄，互学互鉴，才能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斗而不破。过去几百年都是由大国的实力来决定世界的和平，以及国家之间的秩序与平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力图控制自己的盟国，推行自己的国际秩序。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纷纷倒戈加入欧盟和北约，世界格局分化重组，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这时的美国几乎得意忘形，用福山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已经战胜社会主义”，“历史已告终结”。小布什甚至公开宣称：美国的权威高于联合国。因此，美国在战略上不断出现误判，东扩西进，传播“美式民主”，策划“颜色革命”，干涉别国内政，挤压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空间，“在全世界到处寻找敌人”，而且一再发动战争，以为“美国的价值观就是国际秩序”。
然而，美国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世界已经发展到“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我们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２１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架内。用“冷战”始作俑者之一的美国前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的话来说，这个世界绝不会接受一个单一的领导中心，无论是美元还是刺刀，都不能赢得胜利。因此，构建当代国际秩序的关键是，代表２０世纪国际秩序的美国和引领２１世纪世界秩序的中国能否携手共建、共治、共享。中国和美国，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强大的发达国家，两国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谁也改变不了谁。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两国又有着日益广泛的相互需求和共同利益，谁也离不开谁。竞争与合作并存，摩擦与协调同在，“斗而不破”是中美在世界大棋局中的明智选择。
构建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不是要打破原有的国际秩序，也不是固守“美国治下的和平体系”，而是要在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合理部分的同时，改造其不公正、不合理的部分。中国既是这一国际体系的创建者之一，也是获益者和贡献者，同时还是国际体系变革的参与者。新型大国关系是平等关系，各个国家都享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任何国家都不能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修改规则或实行双重标准。各国应将避免对抗、寻求合作视为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并将维持相互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置于最优先位置、作为最低准则，妥善处理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通过和平方式处理和解决各种国际分歧与争端。但是，大国博弈历来波诡云谲，各国为了自身的利益纵横捭阖，彼此之间明争暗斗，这些争斗有流血的形式，也有不流血的形式。其中，“斗”是绝对的、客观的，“不破”是相对的、建构的，关键是在“斗”与“不破”之间保持张力，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要敢于针锋相对，不在挑战面前退缩，不拿原则做交易，不在任何压力下吞下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同时，兼顾相互关系的改善，将共同利益扩大、推广到不同层面和范围，将矛盾和分歧缩小、限定在特定层面和范围，管控分歧，增信释疑，实现世界秩序由战争冲突主导的“霸权政治”向制度机制决定的“规则政治”转变。
同舟共济。在不同时代，都有哲人喜欢仰望星空，预知未来。然而，对今天的世界，尽管先哲们有足够的智慧，但仍缺乏足够的想象。基辛格曾经感叹，在每一个时代，政治家们都尝试着寻求和平，然而“和平总是地区性秩序，从未能建立在全球的基础上”。无论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是“日不落”帝国的崛起，无论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是维也纳体系，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厮杀还是冷战时的两强争霸，国际秩序变迁背后的“世界观”始终是“一己之利”的狭隘考量，康德希冀的“永久和平”是一个虚无飘渺的梦想。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面对恐怖主义、金融动荡、环境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挑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这就呼唤着全球治理观念的改变。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关于人类命运，中共十八大报告里一段文字引发世界的关注，“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２０１３年３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再一次向世界传递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判断，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感言；从“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宣言，到“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的实践；从“共筑亚太梦想”的呼吁，到“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方案，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对命运共同体的不断阐释，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人类的命运趋同性，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合作性，在尊重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等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强调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提倡正确义利观，倡导亲、诚、惠、容等周边外交新理念，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倡导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倡导遵守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合作构建“一带一路”，等等。这是智者的思虑，也是时代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