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那是1990年3月的一天，当靳希光教授在军艺文学系的阶梯教室讲授中国革命史之南京大屠杀章节时，坐在第一排的我，想起读过很久的徐志耕的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
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
那天下课已是中午12点了，同学们都涌向了饭堂，我对同宿舍的同学曹慧民、赵琪、徐贵祥说：“你们去吧，给我带两个馒头就行了。”
我坐在桌前，把纸铺开，按下录音机按键，即刻宿舍里便回荡起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的旋律，那强劲疯野的音符，一遍又一遍地撞击着我的心。我动笔写《狂雪》，一直写到次日凌晨3点45分……
之后，这首500行的长诗经《人民文学》主编刘白羽、程树臻的手发表了。
王久辛的《狂雪》。
我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渊源，至此才刚刚开始。
1995年10月，在原兰州军区政治部东教场家属院我的家里，我认识了24岁的范军，完全是因为诗歌。那时我的家里，几乎天天都有文朋诗友来神吹海聊，一次侃得正欢之际，我西安陆军学院新闻班的同学刘秦川打断了滔滔不绝讲《狂雪》的几个文友的话： “别瞎扯了。我说个正事吧，你们要是真觉得《狂雪》好，就去找个企业家，把这首诗刻成碑，运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让千千万万的人都能看到……”
范军睁着大眼睛说：“真的呀？我想办法去。”范军说他在焦家湾的家里拜读了《狂雪》，那真叫撕心裂肺啊。
他也曾经是一名军人，很想把这件“正事儿”办成。当时，和他一起要把此事办成的，还有甘肃电视台的青年编导蒲源。他们说干就干，立即就写了策划书。
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范军拿着八九页的策划书到闵家桥打印店打印时，老板竟然说，这个策划非常好，应该加个硬壳的封面和封底，内文最好单面打印，不要双面印，那太不正规了。
范军听取了他的建议，但是交钱的时候却抓了瞎——钱不够啦！也就八九页加上封面和封底，那能要几个小钱？但是，范军和一起去的叫周西冰的女孩，就是不愿让我知道。
范军和小周拿着这个策划书，先后去了好几个大公司，苦口婆心地向人们介绍《狂雪》，最终遇到了甘肃宝丽集团总裁胡宝衡先生。这位南京出生的老板，一读便不能罢手了，竟然表示一定要做好这件事。最初他认为投入5万元资金就差不多了，没想到后来逐步升级，最后花了将近30万。
诗的碑文由青年书法家刘恩军用居延海出土的汉简体书写，运用铜腐蚀技术，刻入紫铜板上，镶嵌在核桃木制成的座基碑背上，形成21米长的正反两面的紫铜诗碑。时任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石宗源与江苏省委宣传部联系，正式启动了捐赠事宜。
对于长诗制成诗碑的整个过程，我几乎全然不知。我既没有找过胡宝衡先生，也没有看过刘恩军是如何书写的，从开始的设计到后来的制作完成，以及后来的捐赠……我猜全赖两个字：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