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磨炼促使“思想颤动”
1919年5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后，就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并应邀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中指出，将“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 ‘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革新”就是要改造社会，“革心”就是从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着手。这篇文章发表后，天津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引起很大反响，大批订单纷纷寄来。
当时，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天津的男女学生只能分别参加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但在实际斗争中，这个界限被一步步冲破。因此，周恩来建议，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这个主张得到了大家支持。于是，一个独立的团体——觉悟社正式成立，并出版自己的刊物——《觉悟》。大家推举周恩来起草《觉悟的宣言》。宣言指出，“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在以后的斗争中，觉悟社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和先锋作用。
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一个活动，就是请有很高声望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来演讲。李大钊对觉悟社不分男女的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赞成，并提出要分类研究问题等许多具体建议。后来，李大钊经常参加觉悟社的活动。应该说，李大钊对于周恩来的思想转变，是有相当影响的。
9月25日，南开学校大学部正式开学。周恩来于9月8日注册入学，是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开学后，学生运动迅速高涨起来，觉悟社的社员几乎全力投入了这场斗争之中。12月10日，由男女合组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发出了抵制日货的号召。12月15日，周恩来作为新学联的执行科长，到天津总商会讨论抵制日货的具体措施。
1920年1月23日，学联调查员在检查日货时，遭到日本浪人的殴打。学生和各界代表奔赴直隶省公署抗议，却又遭反动军阀的逮捕。于是，各校学生五六千人以周恩来为总指挥，于1月29日再次前往省公署请愿，提出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释放被捕学生代表等要求。省公署不仅不答复，反而还逮捕了周恩来等4位代表，一直到7月17日才予以释放。这是周恩来第一次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
他在狱中和其他代表一起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并撰写了记载斗争情形的《警厅拘留记》。通过这一事件，使周恩来等爱国学生“更认识了反动政府的狰狞面目，认识了爱国自由和民主权利决不是不经过斗争和流血，就能轻易得到的”。
出狱后不久，周恩来在觉悟社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他认为，当时团体虽多，但思想复杂，必须加以改造，才能真正团结起来。
在失去自由的半年时间里，周恩来带领大家一起研究社会问题，并分五次作了关于马克思学说的系列演讲。所讲主题分别是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竞争史、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论（即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周恩来在被监禁的条件下能作这样系统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讲，不仅体现了他为宣传真理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也说明了他已经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造诣。
这是周恩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正如后来他在讲到自己如何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时所说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从这个时候，他真正产生了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出狱后，周恩来从一个关心国家民族的兴亡、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的青年，逐渐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