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遵义,今天的共产党人该怎么办?

来源:解放军报作者:费士廷 刘伟责任编辑:刘航
2016-08-19 01:06

遵义会议,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盛夏时节,本报采访组来到遵义会议旧址,聆听历史的脉动——

自我革命,伟大转折的力量源泉

■本报记者 费士廷 刘 伟

遵义军分区组织官兵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江 滔摄

站在贵州遵义市政府后山上远眺,位于琵琶桥畔的遵义会议旧址恰似琵琶的弦枕,而与旧址同在子尹路上的柿花园巷、何家巷、祝厘寺巷等小巷横出小街,恰似琵琶的弦。81年前,琵琶桥畔的这支琵琶弹奏出了中国革命的经典乐章。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为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站在毛主席手写的“遵义会议会址”门匾下,仰望着这幢中西合璧的小洋楼,人们不禁要问:这里为什么能成为转折之地?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这个伟大转折的源头在哪里?

“遵义会议,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转折,是偶然,也是必然。”国内研究遵义会议的权威专家、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费侃如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解决自身问题的一个典范。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展厅内,玻璃柜里存放着一份略有些泛黄、字迹模糊的文件,记者脸贴着玻璃,勉强辨认出题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共中央印)》,旁边黑体字写着说明“《遵义会议决议》封皮”。

费侃如说,这份当年蜡版刻印的决议,有一万四千余字,每阅读一次,都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当年中国共产党直面问题、纠正错误的决心和勇气。

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当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虽然强调客观原因,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轻描淡写,但还是承认有个别政策的错误,而周恩来代表军委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则实事求是地谈到在此次反“围剿”中红军在战略战术诸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主动承担了个人在指挥战争中应负的责任。在报告完毕后的发言中,周恩来要求免去导致反“围剿”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

众所周知,这次会议对错误进行了纠正,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党史专家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这种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根源在于老一辈革命家具有那种坚定信念、忠诚革命的胸襟和气魄。

历史从不会一帆风顺。在遵义会议之后的苟坝会议上,当时参加会议的高级将领一致同意攻打打鼓新场,唯独毛泽东反对。他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要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并以不担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努力抗争。最后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通过了攻打的决定,毛泽东刚任职7天的政委职务也被表决掉了。照理,毛泽东只需服从决议即可。

但是,毛泽东心中难安,他深知这一仗非常难打,若打,胜算极少。而它直接关系到红军的命运、革命的前途……于是他在深夜提着马灯,摸黑走过崎岖山路,去找周恩来。毛泽东陈明利害,先后说服了周恩来和朱德二人。第二天,由周恩来提出重新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经过激烈讨论,改变了原来的决定,放弃了攻打意见。

“从遵义会议之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之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都是遵义会议这个伟大转折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我一贯反对有人提出的所谓权力斗争。我们老一辈革命家在出现认识分歧时,能顾全大局,以革命利益、党的利益为重,毫无个人恩怨。”年届八十的费侃如语气铿锵。

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事业,前进道路上未知的挑战还有很多,还会遇到沟沟坎坎,今天的共产党人该怎么办?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说:“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回望遵义,我们前进的步子更加坚定、更加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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