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战区某部部队长廖新华——
在重塑中找到自信的源泉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元年”，我出生于一个退伍军人家庭。我的名字“新华”，是我父亲取的，当时他只是朴素地认为，男孩就应为振兴中华而奋斗。没承想，这个名字和它背后的寓意，真的让我赶上了好时代！
我自幼就是军迷。1997年，我考上军校时，人民军队还“要忍耐”。我清晰地记得，看到从国外引进的苏-27战机出现在新闻中时，我心里是多么激动，心情又是多么复杂。
毕业后，我历任基层一线军官和指挥机构的作战参谋，走遍东南沿海机场、阵地，参加和组织全军、空军重大演训活动20余次。踏破东海万顷浪，是我的期盼。
到空军机关后，我参与了歼-20、运-20等先进航空装备的研制。为人民空军展翅翱翔助力加油，是我的心愿。
作为军迷，我已是幸运儿。因为许多军迷终其一生，也只能在博物馆和开放日才能看到摸到真正的武器装备，而我从一毕业，便始终在操作、筹划和研制最新型装备。
新一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实施，军队组织形态重塑，既符合联合作战统一指挥的要求，也符合军种专业化、体系化建设要求。2016年，我从空军机关交流到南部战区某部任部队长。
搭建起联合作战体系的“四梁八柱”后，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如何重塑、机制怎样建立、能力从哪里生成，都需要有人脚踏实地去探索研究。
到战区后，我深切地感到，改革前我和其他军种机关的参谋们曾经不敢想、不敢碰、不能干、干不成的联合作战领域业务，如今有了坚实的制度机制做保障，想不干好都不行。
我们与诸军兵种指战员共同研究联合作战指挥，走遍边关的山山水水。地图、海图上绘制的标号、航线、箭头，不再是空洞肤浅的假设。我们用脚步丈量祖国的边疆，让作战准备落到了实处。
重塑军队组织形态，需要重塑我们自己。换上新的臂章，更要勇敢打破自己的旧壳。如果战区成立之后，只是把穿不同军种制服的人联合到一个投影仪前，无疑是可悲的。两年多来，我们团队的成员不仅努力成为本领域的专才，也争当联合作战的通才，独当一面。联合作战领域的一个个难题，被我们攻克了；一个个未曾涉足的领域，我们来了、干了、成了；以往只能在书本上见到的、从国外留学人员嘴里听到的，我们都亲身实践了。
如果没有改革，这一切，难以想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军队的组织形态重塑，让我成为“加N倍的幸运儿”。
未来战争是信息化战争，未来作战指挥是信息化智能化精确化筹划。我们这支队伍也在一步一个脚印的探索和磨砺中迎风起航。假以时日，我们便能找到战斗力生成的“金钥匙”“金手指”，这就是我们自信的源泉。
到2035年，中国军队将是一支不可复制的军队，我们也不必复制别人。届时，我们为之奉献、奋斗的军队，将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火箭军某部班长、“八一勋章”获得者王忠心——
与改革同成长，与强军共命运
5次获得习主席亲切接见，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被授予“八一勋章”……我几乎得到了一个兵能够得到的所有荣誉。
我知道，我获得的荣誉不是我个人的荣誉，是我身后士官群体的荣誉，其中蕴含着统帅深深的爱兵情怀。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入伍后，我的命运轨迹也多次与军队改革交汇。32年里，我先后经历2次武器装备换型，操作过3种型号导弹。凭借热爱和钻研，我逐渐成了基地乃至火箭军小有名气的“士官专家”，也见证了我们这支军队尤其是火箭军部队的一次次变革和跨越。我为自己成长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庆幸和骄傲。
在我服役到第12年时，按照政策规定，达到最高服役年限的我已经做好退伍准备。刚找好工作，恰逢全军兵役制度改革，我得以继续服役。2009年，部队士官军衔制度改革后，我又有幸成为第一批一级军士长。2017年，服役期将满的我向组织提交留队申请，个人的际遇再次与军改大潮相遇。
之前，收看新闻了解到军队组织形态重塑的消息时，我感到十分振奋，但尚未意识到这与自己的关系。随着军队“脖子以下”改革逐步展开，我所在旅有的分队进行合并，有的分队整建制转隶，我所在专业的号手也减少了。与此同时，训练强度和难度越来越大，火药味越来越浓。我更深刻地懂得，军队组织形态的重塑不仅是宏观层面的事，更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战斗力革命，需要我们每一名官兵的努力和担当。
改革大考面前，年过半百的我依然坚守在战位。在我身边，全旅几十名高级士官，人人当班长，个个在号位，从“王牌指挥”“全能号手”到“红旗车驾驶员”，成为一面面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为青年官兵立起了标杆。
在全旅官兵的共同努力下，体制编制调整的“红利”渐渐释放出来——作战分队编制人员更加充实，保障分队经过整合遂行任务更加全面多样，部队战斗力在短短一年时间取得飞跃，在多个大项任务中表现不俗……
展望2035年，我始终坚信，把事做扎实，把兵当精彩，普通一兵也可以大有作为。随着部队的改革发展，属于“兵”的舞台会越来越广阔。
（杨 皓、赵国涛、姜博西、杨元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