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里插笔帽的人
■北 耕
我与翠平是相亲认识的。那时我还是驻武汉某部的一名士官，在营部炊事班当炊事员。
2003年夏天，我计划利用休探亲假的机会回家相亲。营副教导员给我批假后，叮嘱我多努力，争取这次解决“个人问题”。
临行前的晚上，一些已婚或已有对象的战友纷纷给我传授经验。有的说，当兵的情况特殊，平时难得见面，休假时就尽量跟她多见面；有的说，要大大方方的，该主动时就主动……炊事班班长老杨说：“不是说旅里要调你到宣传科当报道员吗？我看你这次回去就别说是炊事员了，报道员总比炊事员好听啊。”
“可万一调不过去怎么办？那不露馅儿了？”我有些担心。
此前，旅宣传科毛干事来我们营里，得知我在驻地电台发表过两篇散文，又看了我写的一些稿件，说旅宣传科正缺报道员，有意调我过去。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意向，一切都不好说。
火车上，我一直在犹豫：等见了面，我该如实说自己是炊事员，还是报道员呢？
我不由得想起了上一次相亲。女孩在保定一家医院当护士。她姑姑在保定开一家理发店，我们便在店里见了面。
她姑姑问我，在部队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回答，是炊事员。说完后，我发现女孩姑姑的嘴角似乎微微撇了一下。女孩搭了一句腔：“跟我姑父工作差不多，我姑夫在饭店当厨师呢。”
等我第二天回到县城，那次相亲就没了下文。当然，其中可能有诸多原因，但我想，如果我不是炊事员，而是旅宣传科报道员，会不会是另一种结果呢？
想到这里，我打定主意：到了家，只要有人问我，我就说自己在旅宣传科当报道员。
我家邻村有一位退役多年的战友海生，曾经也是部队的炊事员。海生家对门，就是翠平的四姑家。翠平比我小5岁，在保定打工。见我回来，翠平四姑给她打了电话，约好第二天下午见面。
第二天，我早早到了海生家，在他屋里不知等了多长时间，终于听到外面的说笑声。我向窗外望去，看到一个穿绿衬衣的女孩一晃而过。
我跟海生等人立即起身出来，在大门口见到了翠平。还没说话，她便冲我一笑。一瞬间，我的心似乎颤动了一下。
在翠平四姑家，我们简单聊了聊。过了一会儿，四姑把翠平叫到一边说话。我在不远处观望，心里琢磨着翠平似乎没看上我，四姑大概在劝说她……我感到有些失落，可越是这样我越不想放弃。
过了很久，翠平终于点了点头，又向我走过来。旁边有人提醒道：“你俩一起去山上走走吧。”
我们朝村边的小山上走去，夏日的风吹来，很是清爽。
我们一边走一边闲聊。当她问我在部队做什么工作时，我犹豫了一会儿，说：“在旅宣传科当报道员。”她没有再问太多。
翠平的家在更远的山里。当晚，她住在四姑家，我回了我们村。第二天吃完早饭，我再次来到海生家。没过多长时间，翠平的父亲与哥哥和一些亲友都来四姑家跟我见了面。
那天下午，我又带翠平见了我的母亲。母亲一见到她，笑得嘴都合不上了。
十天后，我与翠平订了婚。
这期间，有好几次我想告诉翠平，其实我是一个炊事员。可最终，我还是把话咽了下去。
回部队后，果然如我所担心的，调动之事一直没有音讯，我依然在营部当炊事员。每每想到那个谎言，我总觉得别扭。以前我们村有人讲笑话，说一个人相亲时在上衣兜里插了支钢笔，看起来很像文化人。可有人上前把他的钢笔一拔，发现竟是一个笔帽，逗得周围人哈哈大笑。大家把这个笑话讲来讲去，嘲笑那些假装自己有文化的人。可没想到多年以后，我竟也成了一个兜里插笔帽的人。
翠平是一个善良的姑娘。她稍有空闲就去看望我母亲，给予她陪伴与照顾。
得知此事，我心中大为不安，立即给翠平写了一封信，如实告诉她，我是一个炊事员，之前是我欺骗了她。信寄出后，我心里无比忐忑。
几天后，翠平回了信。信中说她的确生气，但还是原谅了我。
又过了些时日，我因工作认真负责被调到二连任司务长。得知消息后，我立即给翠平打电话。她听到后很是高兴，劝我多学习，并嘱咐我工作中不能犯错误。
3个月后，旅里果然调我去宣传科当新闻报道员。我再次给翠平打电话报喜。
翠平笑着说：“你这角色算是提前演过了。这回真去了，可别让我失望哦。”
我说：“放心吧。”
一年后，我们领取了结婚证。
从部队新闻报道员，到《空军文艺》编辑，退役后在《军嫂》杂志社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并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用一步步的踏实与努力，终于抹平了那时的谎言。这也得益于翠平给我机会，并一如既往地支持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