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雄风

■许  晨

铁道游击队雕像。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

那还是在小学时代，全班同学集体前往影院观影。当灯光渐暗、旋律响起时，大家立即沉浸在那爬火车、打鬼子的画面中。这部改编自刘知侠同名小说的电影《铁道游击队》，生动展现了鲁南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斗争的壮烈史诗。

歌声飞越四季，后来我踏入火热的军营。在一次写作培训班中，我有幸聆听了时任山东省作协主席刘知侠先生的授课，听他生动讲述这部作品背后的故事。

小说中智勇双全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其人物原型融合了首任大队长洪振海和继任大队长刘金山的事迹。文学创作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作家从两位大队长的姓名中各取一字，成功塑造了“刘洪”这一战斗英雄的经典形象。

1910年，洪振海出生在山东滕县一个贫寒农家，自幼在枣庄铁路边生活，练就了飞登火车的本领。七七事变后，洪振海目睹日寇暴行，十分愤慨，便毅然加入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由于他作战勇猛，很快当上了排长，成为鲁南抗日武装的骨干。

1939年10月，鉴于洪振海对枣庄地形民情十分熟悉，总队研究决定委任其为枣庄情报站站长，并着重强调需尽快获取武器装备。正在火车站干活的战友王志胜，恰在此时带来重要情报。

这日傍晚，王志胜风尘仆仆赶至秘密联络点，未及喝口水便急切汇报：“老洪，发现目标了！”洪振海立即追问：“快说说，在哪儿？”王志胜正是小说中副大队长王强的原型人物。他利用工作机会侦察到日军要运输一批军火，遂在车厢上做了标记。

当晚，洪振海携带手枪与虎头钳，隐蔽在铁路转弯处。待火车减速通过时，他飞身一跃，登上了火车。洪振海找到标有记号的车厢，用虎头钳剪开门上的粗铁丝，钻入车厢。当他扯开一捆稻草时，一挺机枪赫然出现。他迅速把机枪抛向路基，接着翻找下一捆稻草。

过了一会儿，火车突然响起“呜呜”的汽笛声—这是即将到站的信号。洪振海接连抛出数件武器弹药后，胳膊夹着一支枪飞跃而下。待命接应的王志胜等人抓紧清点搬运：一共有两挺机枪、12支步枪和两箱子弹。第二天夜里，这批武器弹药被运往义勇总队。

1940年1月，受八路军苏鲁支队命令，铁道游击队成立，时称“鲁南铁道大队”，任命洪振海为大队长，王志胜为副大队长，同时派遣杜季伟同志担任政治委员。这是一支威名远扬的人民抗日武装，人数最多时达300余人。他们活跃在千里铁道线上，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扒铁轨、炸桥梁，撞火车、截物资，杀鬼子、惩汉奸，护群众、保家乡，让敌人心惊胆战。

为彻底“剿灭”铁道游击队，日伪军专门成立了情报站，并训练了一支由特务头子高岗茂一指挥的特种小队，四处搜捕铁道游击队的行踪。面对敌人的疯狂反扑，铁道游击队决定先发制人。经过周密部署，1941年10月的一个夜晚，洪振海与杜季伟率领队员身着缴获的日军军服，在内线策应下突破封锁线，成功潜入临城火车站。

紧接着，王志胜和分队长刘金山直扑高岗茂一的住处。借助列车通过的轰鸣声掩护，二人迅速开枪将高岗茂一击毙。另一边，洪振海指挥队员将正在休息的特种小队队员悉数击毙，然后扛起室内的武器和弹药，悄然离去。战后，铁道游击队威名远震，日伪军更加恼羞成怒，疯狂寻机报复。

由于叛徒告密，1941年12月的一个风雪之夜，数百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鲁南铁道大队驻地黄埠庄。洪振海在率部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1岁。

值得一提的是，洪振海牺牲时手腕上系着一条缝有镰刀和锤头图案的红布，这是他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

原来，当年洪振海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组织上为了表示对他的信任，决定将唯一一面小党旗交给他保管。洪振海牺牲后，鲁南军区政治部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样的英雄事迹，一定要让它流芳百世。”这个信念，始终萦绕在刘知侠心头。后来，他在向我们讲述创作历程时提到：“日寇投降后，铁道游击队举行第一次新年会餐。队员们将丰盛的酒菜摆放在牺牲战友的坟前，眼含热泪说出了两个心愿：一是在微山湖畔为战友树立一座纪念碑，二是希望我把他们的战斗经历写成书。”

历史不负英魂。经过多年深入采访，刘知侠于1954年创作出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铁道游击队纪念碑庄严落成。小说发表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改编为同名电影，刘洪等队员们的英勇事迹感动了无数观众，影片主题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更是成为传世经典：“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学术支持：褚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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