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得端，走得稳”

■丁晓平

讲真话不难，难的是一辈子讲真话。开国大将黄克诚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或在转折关头义无反顾、捍卫真理，或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坦陈建言，即使受到批判、降职甚至面临险些杀头的危险，也依然坚守理想信念，心怀坦荡，始终对党忠诚。

1927年11月，大革命失败后，黄克诚回到家乡湖南永兴，秘密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与湘南特委永兴特别支部接上关系。在随后召开的永兴特别支部扩大会议上，受“左”倾盲动错误政策影响，多数人主张立即举行暴动。黄克诚十分冷静，提意见说：“暴动的事，我当然赞成，但现在还缺乏群众基础，机会不成熟。”有人严厉指责他：“你是胆小鬼，就你黄克诚怕死，我看你是右倾机会主义者！”

1928年1月，暴动组织起来后，湘南特委贯彻“左”倾盲动政策，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搞“大烧大杀”的“焦土政策”，以阻止敌人的进攻。黄克诚又站出来反对，说：“烧房子的做法不得人心，我不赞成。”结果，他被撤销了县委委员的职务。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因为反对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黄克诚与不少人发生过激烈争论。1930年夏，临时中央制定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所有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7月中旬，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赣边特委在平江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作战方针。黄克诚说：“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目前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这是拿鸡蛋跟石头碰。”有人站出来批判他是“右倾逃跑主义”。由于他一再坚持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观点，被认为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红三军团撤销了他纵队政委的任命，继续留任支队政治委员。

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获悉后劝他说：“提了没用的意见不如不说，下一次你少放炮。”黄克诚说：“这做不到，明知不对，还不让我说，杀了我也不干！”彭德怀感叹：“我看你比我还像彭德怀啊！”黄克诚扶了扶自己的近视眼镜，笑着说：“总指挥，若是为了革命真理，我这脾气怕是改不了。”

他的脾气的确是改不了。在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黄克诚因反对“肃反”扩大化、保护基层干部而遭到怀疑，被撤销了第3师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刚恢复师政治委员职务的黄克诚，又多次对“左”倾冒险主义提出批评，由此被军团政治部开会批评，后调任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一个星期后又降职为教导营政委。彭德怀找他谈话：“再提意见，你就要被撵出红军了。”他回答得十分干脆：“我又不是哑巴，怎么能有话不说！”

有党史军史学者，对黄克诚一生因为讲真话而受到错误批判的次数进行了统计，大概有10次。然而，后来的历史都证明，黄克诚这10次提出的反对意见都是正确的。1943年，黄克诚所在的新四军第3师第7旅在开展整风运动时，他向上级打报告，明确表示反对整风中的过激做法，不赞成搞“抢救失足者”运动。有好心人劝他：“你这样会有麻烦的。”他坦然地说：“我一个人有点麻烦没有关系，要是这么多同志背上了麻烦，那就可真是麻烦了。”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第3师的干部们面前夸赞黄克诚：“你们师长眼睛虽然近视，但他看事情却是千里眼啊！”

历史是一面镜子，映出黄克诚的刚直人生。他敢于坚持原则，更敢于斗争。而做到这些，需要有勇气、有底气。他的勇气来自抓住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掌握了真理，底气来自他的忠诚担当和清正廉洁。就如同他在日记里给自己写下的那句朴实的座右铭：“行得端，走得稳，夜里好睡觉。”

黄克诚结婚比较晚。新婚之夜，黄克诚一脸严肃地跟妻子唐棣华说：“我们就要共同生活了，有些问题需要郑重地讲清楚。”于是，他与新娘“约法三章”：“第一，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得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因为婚姻的利益而妨碍党的利益，不能因为私人的利益而损害党的利益；第二，我所处的工作岗位重要，你不能因为要求男女平等而让我迁就你，因为我的工作岗位比你的重要；第三，我这里有军队的一些文件，还要经常找人谈话，你不得打听你不应该知道的事情。”

1949年秋，中央任命黄克诚担任湖南省委书记。这年冬天，他的哥哥黄时玑来长沙看他。阔别20多年，一贫如洗的哥哥没有向弟弟提什么特殊要求，只是想弟弟给他买一件皮袄御寒。黄克诚一口答应。那时候，皮袄在湖南属紧俏商品，购买的指标极少。不过，凭他的权力，搞一个皮袄的指标不是问题。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给时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王平写了一封信，自己掏钱请其帮忙在张家口买了一件，因为在北方买皮袄方便些，也便宜一些。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黄克诚任国防部副部长，兼任副总长，负责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委和总参，工作千头万绪，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各军区、各军兵种初建时期的领导人，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魄力大、个性强，工作积极性非常高，都要在新的岗位上打开局面。这就涉及人力、物力、财力在各部门的分配，都需要黄克诚出面协调、解决。

每次会议上，几乎都有争论，黄克诚每每苦心劝导：“我们要顾军队全局，只强调某个局部不行，平均主义分配也是不行的……”有个别高级干部坚持己见，甚至与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干部发生不愉快。对此，黄克诚对有关部门的同志说：“我们不要怕骂，当面骂就同他们讲道理，背后骂只当不知道。”“共产党员只要做的事对国家对党有利，就算任劳任怨，挨骂、受气都是光荣的，对工作要从党性原则出发，不要计较个人得失。”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这一年，他已76岁，腰板依旧笔直挺拔。他第一次走进中纪委办公大楼时，袖口别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慎言、慎行、慎权”6个字。秘书看了，笑着问道：“首长还怕忘？”黄克诚摇摇头：“怕自己老了，心软了。”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逝世。他抓党风“不怕撕破脸皮”，一生刚直不阿为人们所敬重。对于黄克诚，陈云同志曾用8个字评价：军人风范，党性坚毅。还有诗这样称赞他：“党内夸刚正，人推黄克诚。奋斗仗精诚，最佩正气雄。”在他的追悼会上，党中央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称他为“共产党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