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坚在红五军团
■萧劲光
1931年12月14日，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参谋长、中共党员赵博生和第73旅旅长董振堂，与第74旅旅长季振同、第1团团长黄中岳等经过共商，率全军1.7万余人举行了起义，即宁都起义。苏区人民热烈欢迎起义部队，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同志亲自前往固厚迎接，安置部队，当即宣布军委命令，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当日，由刘伯坚起草了《宁都暴动宣言》，经中革军委正式向全国广播，红五军团就这样诞生了。
1.7万余人、2万余支枪，这支部队如果改造得好，将是保卫根据地的一支红色劲旅；如果改造得不好，也会给苏区带来很大麻烦。为了做好统战工作，教育改造好这支部队，军委选派一些有部队工作经验，特别是有改造旧军队工作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同志去担任各级政治委员。1931年12月18日，军委任命我为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为军团政治部主任。
我与刘伯坚可以说是老同学了。他在宁都起义和改造起义部队中有不可磨灭的功勋。伯坚同志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底，他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那时正好我也在“东大”。
大革命时期，伯坚同志受党的委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任政治部副部长，主持西北军的政治工作。他致力于统一战线工作，传播马列主义，灌输革命思想，培养党的干部。他才华出众，又很谦虚谨慎，不仅深得冯玉祥的信任器重，也得到一些西北军高级将领的敬慕和下级军官、士兵的爱戴，在西北军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威信很高，影响很大。大革命失败后，伯坚同志去苏联，我与他再次成为同学，一起在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军事。
1930年，我们先后回国。我到中央苏区以后，与他重逢。第26路军的起义，与伯坚同志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季振同就曾对我说：“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
我与刘伯坚同志和派往红五军团工作的同志走马上任，主要任务就是教育改造这支起义部队。在我们共事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深感伯坚同志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
他党性很强，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都很高，有非凡的组织才能。他还会作诗，文章写得漂亮，是一个书法家。他为新生的红五军团起草了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文告，很有宣传鼓动性。他才高而不骄矜，尊重领导，礼贤下士，善于团结同志。起义之初，一些军官的思想不稳定，伯坚同志苦口婆心地和他们谈话，哪里出了问题，他就到哪里去做工作。在教育改造部队面临抵制和出现问题时，他又深入部队，与各级政治委员一起，找各级军官谈心，做稳定部队的工作。
伯坚同志非常重视部队的宣传工作和文化娱乐工作，在红五军团创办了《猛进报》和猛进剧团，举办文娱训练班；在部队建立军人俱乐部，活跃部队生活。在行军打仗期间，伯坚同志率领政治部鼓动部队士气，宣传组织群众。虽然战争那样残酷，但红五军团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战斗精神，充满了勃勃的生机。这些都是与伯坚同志的艰苦工作分不开的。
后来，我离开了红五军团，听说伯坚同志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排斥和打击，没能随红五军团长征。他留在赣南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后来不幸被捕。伯坚同志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英勇牺牲。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有一个《戴镣行》的悲壮歌舞，就是根据刘伯坚与夏明翰在狱中的表现和他们的诗文改编的。
（作者曾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文章摘编自《来时的路：亲历者讲述红色故事》“古田会议”卷，有删节，原标题为《红五军团的诞生》，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学术支持：褚 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