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战役：抗日战争最后一役
■倪敏芝
1945年12月19日至26日，高邮战役要图。资料图片
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让我们把时光倒回1945年，点击第二次世界大战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进入中国抗日战争“东方主战场”，聚焦拒降日军盘踞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座县城——高邮。
80年前的12月19日至26日，在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发生了一次重要战役——高邮战役。它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后一役彪炳史册，成为抗战史上的一座丰碑。
战役背景：国民党两拒划定受降区
败军投降、胜利之师受降，本是战争法则与历史公理。然而，当时的情况远非如此简单。
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局出发，从中华民族大义出发，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局出发，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提议国民党政府划定受降区。
1945年8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目前紧急要求》，就抗日战争胜利后保证国内和平问题，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十四项要求。其中一项就是明确国民党方面：“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为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同月，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为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然而，我党的这些正当要求均遭到国民党方面拒绝。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严令日伪军不得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还调兵遣将，袭扰我解放区；另一方面与日伪军暗中勾结，进一步压制和阻扰我党抗日武装。同时，有些地方的日伪军有了国民党方面的支持，更加有恃无恐，继续加筑城防工事。盘踞在高邮的日伪军，其声势“有胜于往昔”。他们不仅拒不投降，而且杀害了新四军派去高邮劝降的人员，决心顽抗到底。
早在日本投降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审时度势，牢牢把握抗战的主动权。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10日，朱德发布命令，限令日伪军缴械投降。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出，“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争取最大的胜利”。就在日本发表“停战诏书”的前一天，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电令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13日，毛泽东明确指出：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强调“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
自8月10日始，华中军民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全力向一切拒不投降的日伪军进攻。在华中抗日军民的全面反攻下，一些日伪军被迫投降，分散在交通线上的日军也开始收缩集中。被日军占领6年之久的高邮，因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成了日军据守的最后一座县城。
粟裕向中央军委请战电。资料图片
12月3日，张鼎丞与粟裕、邓子恢、谭震林、曾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举行高邮战役，歼灭该地拒降之敌。两天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着眼我党我军战略全局，同意攻打高邮，在战役指导上提出“速战速决”的方针，“整个战役，以在一个月内结束才好”。
我军集结宿迁一带待命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央军委决定暂不采取军事行动。粟裕再次建议攻打高邮。他认为，高邮地区位于解放区腹地，城内日军拒不投降，我军攻城歼敌师出有名。建议很快获准。但由于战情不断发展，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电令取消攻打计划，执行津浦路作战任务。而此时，国民党制定了“半年‘剿共’计划”，确定了“先安关内，再图关外”的战略步骤，扬言“两个月内消灭苏北共军”，随后在华东地区集结重兵，其中在江北沿线摆开了5个军的兵力。
12月15日，占据扬州的国民党第25军有意北上，而国民党第49军也有从江阴渡江北进之势，企图楔入并分割我根据地。粟裕当即起草电报，致电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对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的战略态势及战情形势的走向进行利弊分析，认为高邮、邵伯之战，势在必打，迟早要打，迟打不如早打，若失战机，后患无穷。最后，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同意第7纵队、第8纵队和苏中军区部队攻打邵伯和高邮，第6纵队留在淮海地区，待机协同山东野战军开展津浦线作战任务。
战役过程：先拨点阻援 再瓮中捉鳖
北风呼啸，战云密布。
按照粟裕下达的华中野战军攻占高邮、邵伯的作战命令，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收复邵伯、肃清高邮外围，并围困高邮；第二阶段，总攻高邮，坚决打援，并全歼守敌。
粟裕认为，影响一切战役成败的关键，是要扼住牵动并影响战役全局的“气门”，而高邮战役的“气门芯”就是邵伯。“为了更有把握攻破该城的层层设防，我军有必要首先拿下邵伯及其以南地区，以控制敌出援的唯一通道——运河大堤，构筑成坚固的打援阵地，予出援之敌以歼灭性打击，始终保障主力部队有充分时间攻克高邮。”据此，他命令第八纵队司令员陶勇指挥高邮攻坚作战，他则亲自率领精干的指挥所提前南下，到达邵伯前线，指挥第7纵队以一部尽快拿下邵伯，抢占运河大堤；同时，置重兵于邵伯以南的扬泰线，准备在运动中歼灭扬泰线出援之敌。
12月19日夜，新四军参战部队发起高邮战役。在高邮为中心的南北40公里、东西20公里的战场上，向日伪军同时展开攻击行动。
盘踞在邵伯镇的敌人，大部分龟缩在万寿宫与邵伯河西导淮楼据点内，以邵伯镇周围陆路和水路的岗哨炮楼为依托，作困兽之斗。在我军的猛烈炮火攻击下，敌人死伤众多，剩下的日伪军沿运河向仙女庙方向仓皇逃窜。待日伪军进入开阔地带，我军立即聚而歼之。
与此同时，高邮周围的拨点战斗激战正酣。战斗打响后，第8纵队司令员陶勇指挥第8纵队向高邮外围之敌展开猛烈攻击，逐点清除，各个击破。
20日午后，清扫外围战场的拨点任务顺利结束，6支劲旅，兵临城下，把高邮城团团围住，形成瓮中捉鳖之势。
高邮，位于江苏省中部，南临扬州，北靠两淮，西濒大运河、高邮湖，是古运河河道上的一个重镇。北、南、东三面均系水网地带，仅有一条运河大堤南北贯通，俗称“运河大门的铁锁”。城内驻有日军千余人，伪军数千人。1939年日军侵占高邮后，一直派重兵把守。日本宣布投降后，守城日军还强征数万劳工，筑堡挖沟，构筑新的城垣和卫星据点，城防固若金汤，易守难攻。
20日晚，粟裕率领指挥所人员，星夜从邵伯赶到位于高邮东北郊的华中野战军司令部，听取第8纵队攻城准备的汇报。22日凌晨又同陶勇一起视察了高邮城外地形，对下一步作战行动作了详细部署。粟裕特别强调要最大地减少我军官兵伤亡，提出将城墙外的低矮工事一律堆成高过城墙的半圆形堡垒。每隔几十米一座，将轻重机枪架上去，以强大的火力压制城墙上的敌人。他要求部队连续开展强大的心理攻势与政治攻势，以瓦解日伪军的士气与斗志。
25日傍晚5时，三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天际，所有司号员在进攻的主要方向吹响冲锋号，第8纵队在苏中军区炮兵团强大火力支援下，冒雨对高邮城发起总攻。顿时，整个城内硝烟弥漫，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军号声、冲杀声响彻云霄，闪光弹在夜空飞舞。
6个攻城团像6把出鞘的利剑，所向披靡，直插敌阵。攻城的将士们组成无数个尖刀班、突击队，蹚过护城河，冲破障碍物，架云梯，登城墙，进入城内与鬼子展开殊死搏斗。我军充分发挥夜战、近战、巷战、游击战的优势，以摧枯拉朽之势，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固若金汤的城防瞬间土崩瓦解。日军伤亡惨重，攻城部队发扬“猛冲、猛打、猛追”的“三猛精神”，一个个被束手就擒或击毙。
26日凌晨3点左右，64团一营一连战斗组组长殷文玉在追击小股流窜小鬼子的战斗中，首先冲进了日军司令部“洪部”，随后，多路突击队陆续赶到控制了大院。日伪军见败局已定，纷纷缴械投降。我军官兵爬上房顶，插上象征胜利的鲜红旗帜。
随后，第8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代表我军在日军司令部礼堂举行了驻高邮日军受降仪式。韩念龙命令日军立即解除武装，无条件投降。在仪式上，他还宣布了我军优待俘虏条例。
战役意义：让“抗日战争最后一役”告诉未来
历史仍在回响，历史昭示未来。
高邮战役，是华中新四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重要关头，对负隅顽抗的日伪军发动的一次重要战役。它的胜利，具有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影响深远。
走进高邮城区熙和巷70号“侵华日军向新四军投降处旧址”，映入眼帘的是“抗日战争最后一役胜利广场”12个大字，绣红的色泽，寓意生命和鲜血，奏响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凯歌，映衬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历史真谛。
硝烟渐渐远去，历史留给人们的思考与认知却越来越清晰。
首先，高邮战役的发动是经过反复慎重考虑，是基于对时局的一种战略判断，牵动整个全国抗日战场武装力量的重组，牵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与军事的较量，而不是针对一城一池的争夺，也不是部队自发组织的一场战斗。
其次，高邮战役的胜利是打出来的。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曾写过一篇《论高邮战役的伟大意义》的文章，文中提到：“新四军是抗战的坚持者和胜利者，只要日本一兵一卒还胆敢不放下武器，那么我们就坚决消灭之。”
此外，高邮战役是我军战略战术转变的标志。在高邮战役中，华中野战军站在全局的高度对战役作出周密的计划部署，采用了大兵团作战的形式。从实战过程看，高邮战役是我军战略战术转变的一个典范。
高邮战役的胜利之名，是我党从政治军事、从二战胜局、从抗战全局、从国共大局出发，在反复权衡、几经决策的远见卓识与战略博弈中取得的。历史的硝烟，滔滔高邮湖水记得，滚滚大运河水记得，悠悠里下河水记得。水流不腐，诉说着不朽的历史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