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支点
■吕建 周一
位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茄子河区宏伟镇京石泉村的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部遗址。资料照片
吉东地区原指抗日战争时期的吉林省东部地区，如今大体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地区性抗日游击队、反日同盟军、“双龙队”抗日军等诸多抗日武装游击力量的主要活动区域。这些武装力量成分多样，有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有的由哗变伪军组成，还有的由民众自发成立，他们在白山黑水之间广泛开展抗日斗争，给日伪军和伪政权造成不小破坏与威胁。
1932年4月，为加强对吉东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中共满洲省委派遣军委书记周保中来到此地，开展军队中的党建工作。周保中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争取各类抗日部队，极大坚定了当地军民的抗日信心。与此同时，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在吉东地区成立宁安、饶河、绥宁等中心县委，并于1934年5月设立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逐步实现该地区组织领导与军队指挥的统一。
随着吉东地区抗日斗争持续深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最终组建了东北抗联第二路军，为开辟和巩固吉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与周边日伪军开展持久作战奠定坚实基础。
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3年5月，活动于今黑龙江省宁安市的工农义务队，在该市东南山区的二道河子、三道河子及大、小塘沟一带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由此拉开吉东地区抗日武装政权建设的序幕。1934年5月，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正式建立，吉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得到极大充实，游击根据地也从宁安周边逐步向南、北两个方向拓展——南边以额穆为中心，北边延伸至勃利、密山一带，逐渐形成背靠苏联、南北贯通的有利抗日态势。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吉东地区的党政军民在中共满洲省委统一领导下，广泛动员抗日力量，依托吉东独特地理环境，先后在穆棱河流域、哈达河流域、罗勒密山区、饶河暴马顶子山区等地分片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后来成为东北抗联第二路军重要的战略基地。1935年2月，中共吉东特委成立，为该地区的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坚强统一的组织领导。此后，特委下辖的饶河中心县委及宁安、穆棱、密山等县委相继成立或改组，同时选派优秀干部进入各级党委、支部开展工作，进一步强化党对吉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领导。
与此同时，吉东特委主持恢复了多个交通站，既加强了地区内部的组织联络，又通过吸纳大批工人、农民加入抗日队伍，不断壮大吉东的抗日力量，有效巩固了根据地政权。有了相对稳定的后方基地，吉东地区的游击战争得以快速发展：在特委的统筹指挥下，各支抗日武装灵活开展机动作战，不仅成功瓦解日伪军对根据地的多次“讨伐”，还持续扩大游击范围，逐步将林口、勃利、密山、宝清、虎林等地连成一片。
在宣传动员方面，吉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一方面积极借鉴红军的经验，向游击队员阐明抗日斗争的根本目标，明确提出“要利用南方红军的经验”，在军队内部设立宣传兵，构建起较为完备的基层宣传体系；另一方面，结合吉东地区山地多、居民相对集中、日军力量较弱等特点，通过召开联欢会、群众大会等形式密切党政军民关系，积极动员当地群众参军支前。同时，适时开展敌军工作，策动部分伪军哗变以配合抗日作战。在党的大力宣传动员下，吉东地区先后建立10余个反日会，会员数量大幅增长，仅1935年一年，宁安县就发展反日会员3万余名，占该县总人口的七成以上。
整编抗日武装力量
1936年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成立后，吉东地区党组织便开始酝酿本地区抗联各部队集中统一领导的问题。由于日伪军频繁发动“讨伐”，游击根据地始终动荡不安，领导干部难以集中议事，此事后来暂时搁置。1937年9月，周保中在方正县主持召开吉东省委常委工作会议，会上再次强调加强吉东地区抗联部队统一领导、集中指挥的必要性，以防在日趋严峻的战局中被敌人各个击破。
10月10日，吉东省委以“吉东抗日救国总会”名义发布《关于筹备第二路军的通告》，正式宣布成立东北抗联第二路军。这支新的抗日武装整合了原抗联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军及部分东北义勇军、救世军等力量，由周保中担任总指挥，成为驻守、巩固和发展吉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核心武装力量。不过在整编初期，受地形条件、编制体系、历史沿革等因素影响，第二路军所属各部仍存在各自为战的情况，这对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极为不利。为此，周保中亲自前往第四、第五、第七军等部队，主持召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认识，明确任务部署。他在会上多次强调，要强化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大量储备给养和军需物资，同时力所能及地开展以自耕为主的农业生产，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为部队作战储备必要的物资。
随着第二路军和吉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日渐壮大，日军将“讨伐”重点逐步从东满、南满转向吉东，出动6万余日伪部队对抗联部队进行“围剿”。针对这一严峻形势，吉东省委决心从内外两方面入手，打破敌人的封锁与“围剿”。在根据地内部，组织抗联各部化整为零，分散深入深山老林建设“密营”，将其作为“有依托性的临时根据地”，为“长期斗争与应对更困难局面”做准备。在根据地外部，采取“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实施以西征为代表的远征计划，既摆脱敌人的包围，又试图贯通与南满、热河等地抗联部队的联系。尽管第二路军的西征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未能达成全部预期目标，但此次作战成功吸引了日军部分兵力，减轻了其他地区的作战压力，还与南满地区的党组织和抗联部队取得了联系，为日后协同作战创造有利条件。
团结一致共御外侮
吉东地区地处中、朝、苏三国交界地带，且是多民族聚居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吉东抗日斗争中，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官兵和国际友人，为抗联第二路军和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与巩固作出突出贡献。
比如，曾在抗联第五军任职的傅显明和陈瀚章，二人都是满族人，先后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在抗联第五军成立之初，朝鲜族战士约占三成，曾任该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的朝鲜族干部李光林，为加强部队团结，常在官兵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他结合部队汉族、朝鲜族官兵混编的特点，鲜明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敌人，朝、汉两族战士必须亲密无间、团结战斗，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毋庸置疑，吉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每一次胜利，都离不开各民族官兵的共同奋斗，他们在抵御外侮的艰苦战斗中结下深厚革命友谊，也极大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团结。
此外，因紧邻苏联，吉东地区还发挥了重要的红色中转站作用，既可为苏联援助我党我军的物资、人员提供短期落脚点，又能在抗战形势危急时，掩护东北地区党政军主要领导前往苏联召开重要会议，为吉东乃至东北的抗战大局作出特殊贡献。1940年末，东北抗联各部遭遇严重困难，被迫分散转移至苏联境内整训、补充。长期战斗在吉东一带的抗联第二路军率先抵达南、北两个野营地域，成为后来抗联教导旅的首批创建者，为后续入苏部队提供了必要的生活与训练保障，并在战略反攻阶段返回祖国继续战斗，使吉东地区始终成为东北抗战的重要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