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花开

■傅立勇

在贵州西北部黔西与大方两县的交界处，有一片约125平方公里的野生高山杜鹃林。每年寒冬退场，暖风掠过山冈，只待几场春雨、数日晴阳，便见千山铺锦、万岭映彩，恍若满天繁星忽然坠入波澜壮阔的海面，将一幅名为“百里杜鹃”的锦绣画卷铺展在世人眼前。

这里的杜鹃花，有40余种，最引人注目的当数马缨杜鹃。它树干高挑，花型硕大，殷红似火，当地老百姓都把它叫作“红军花”。听到这个花名，就会让人联想起9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激烈战斗。

1936年2月初，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等领导的红2、红6军团挺进黔西北，强渡鸭池河，克黔西、夺大定(今大方县)、占毕节（今七星关），在大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掀起扩红热潮。蒋介石气急败坏，调集重兵进犯，妄图将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2月18日，红6军团第17师奉军团命令，在大定黄家坝的马缨杜鹃林里设伏，阻击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夜幕降临，枪声骤起。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红军重创敌军先头部队，使其再也不敢贸然尾追，为军团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马缨哪得鲜如许，为是红军血染成。”这两句诗，在黄家坝一带广为流传，马缨杜鹃已成为人们心底的红色图腾。

怀着对烈士的崇敬，我走进黄家坝红军广场，四周一簇簇、一丛丛杜鹃花开得正盛，宛若为先烈敬献的花环。雄伟的纪念碑前，为烈士献花的人络绎不绝。百里杜鹃管理区的小黄介绍说，每年春天，都有群众自发到此祭奠烈士，其中有不少就是红军的后代。

“你看！那就是一名红军后代。”小黄手指一位刚献完花的身着“火焰蓝”的女同志，欣喜地对我说。

我好奇地问：“你们认识？”

“认识啊，她就是我们消防救援支队的尹颖。”

说话间，我们已来到她的身边。相互介绍后，我笑着问：“你是红军的后代？”

她眼中满是自豪：“我爷爷1936年2月参加的红军，叫尹焕成。”

“太巧了！”我脱口而出，“尹焕成是从我老家走出去的红军啊！”

他们的双眼瞪得溜圆，急切地等着我往下说。

记得40多年前，我在毕节市七星关区长春堡镇上初中，学校曾邀请老红军来作报告。记得尹老坐在操场的主席台上，穿着一件青色中山装，头发花白，声音却格外洪亮。他为我们讲述自己参加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到延安后为中央首长当警卫的难忘历程。报告结束时，他还为我们清唱了一曲《南泥湾》，赢得全场掌声。

后来我从事宣传工作，对尹老的人生经历有了更深的了解：尹焕成1912年出生于何官屯红丰村，因家中房屋被烧，年幼便随父亲逃荒到长春堡清丰村，靠背煤为生。1936年2月初，尹焕成在城里见到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便扔掉背箩，来到红军驻地报名参军。

参加红军后，尹焕成一直从事警卫工作。长征途中，红军首长手把手地教他识字，使他得到不断成长，先后担任过警卫班长、排长、连长等职。他参加过359旅在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后来在延安保卫战中身负重伤。1949年，他随党中央进驻北京，1950年荣获公安警卫师甲等模范称号。1957年，尹焕成响应国家精简机构人员的政策，带着家人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故乡。

或许是多了“同乡”的缘分，我与尹颖的交谈变得随和起来。

尹颖打开了话匣子：“我爷爷是1997年走的。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物质财富，但他身上那种不怕吃苦、甘于平淡的精神，一直影响和激励着我们全家。爸爸高中毕业后参军，到部队的大熔炉里去锻炼。2006年我大学毕业，为完成爷爷的临终嘱咐，我应征到武警消防部队，后来成为一名光荣的‘火焰蓝’。”

我关切地问：“消防救援工作很辛苦，风险也高。你一个女孩子，扛得住吗？”

还没等尹颖回答，小黄在一旁插话：“她可是我们这里的巾帼英雄，3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去年还被评为全省三八红旗手呢……”

尹颖连忙打断他：“我还差得很远，惭愧！”

她语气平静，却让我心潮难平。那些曾在雪山草地上跋涉、曾在枪林弹雨中冲锋的身影，并未随着岁月远去。他们的血脉在后辈延续，他们的故事在故乡流传，他们的精神早已融入脚下这片红色的土地。

“时间不早了，找机会再聊。”尹颖主动加了我的微信，略带歉意地说，“我还要到周边转转。这片红军花太珍贵了，保护好它，我们也有一份责任。”她向我们敬了个礼，转身朝杜鹃林深处走去。

山风拂过，漫山的马缨杜鹃轻轻摇曳，鲜艳的花瓣灼灼生辉。春来花开，岁岁年年，将一腔赤诚化作满山芳华，铺展成山间永恒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