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工兵”初战长江口
——华东军区海军长江口扫雷行动
■彭林辉
扫雷大队官兵成功解除水雷引爆装置。资料照片
扫雷大队官兵在长江口航道扫雷。资料照片
“长江万里岷峨来，奔流到海如奔雷。”今天的长江口，已是世界上航运最发达、最安全的入海口之一。然而，很少有人知道，70多年前，这里曾打响过一场无声的战斗——作战目标是静默潜伏的水雷，执行任务的是人民海军历史上第一支扫雷部队——华东军区海军扫雷大队。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蒋介石心有不甘，让国民党军制订针对大陆重要港口的封锁计划。同年6月，国民党军对上海等沿海城市实施“闭港行动”，多次出动军舰在长江口布设水雷，妄图封锁大陆海区、摧毁大陆经济。国民党军肆无忌惮的封锁和破坏，严重威胁到渔业生产与过往船只的安全。上海的货物运不出去，物价飞涨，百姓陷入极大恐慌，扫雷工作已刻不容缓。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上海市委的要求，第三野战军指示华东军区海军尽快组织力量清除长江口水雷，确保长江口航道畅通。
当时人民海军刚刚起步，既无专业扫雷舰艇，也缺乏相关技术人员。就在这样白手起家的困境中，1950年4月，人民海军第一支扫雷舰大队宣告成立。时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亲自点将，任命第三野战军教导师参谋长孙公飞为首任大队长兼政委。
大队下辖2个中队，人员主要从教导师3团和侦察营抽调；指挥舰为征用的招商局“中”字111号登陆舰，10艘25吨登陆艇被改作扫雷艇，扫雷装备仅有4条扫雷索。
针对海军官兵扫雷业务不熟的问题，张爱萍在南京海军学校开设水雷班，从华东军政大学选调30余名青年学员入校突击培训。这些学员还与扫雷大队官兵一道，集中开展扫雷业务训练。
据张爱萍晚年回忆，当时训练条件极为艰苦，缺乏专业器材，学员们就用木头削成水雷模型丢进江心，以此模拟拖扫和引爆战术演练。孙公飞也回忆道，尽管官兵大多从陆军转来，之前没上过军舰，更没见过水雷，但大家热情极高，不分昼夜地学习海军知识、开展技术训练，仅用两个月左右，基本都能在各自岗位独立操作。
考虑到当时的水雷是通过锚和雷索固定在水下，扫雷方案以割断雷索、使水雷浮出水面为主要目的。具体作业时，扫雷舰拖着一根水下扫雷索行进，钢索侧面装有带割刀的浮体扫雷具。一旦扫到水雷，扫雷具会自动向其靠拢，割刀随即割断雷索，水雷便会失去束缚浮出水面。
6月19日起，扫雷大队在长江口九段沙灯标、福庆灯标以南水域，展开首次侦察扫雷行动。孙公飞坐镇指挥舰，通过信号旗调度10艘扫雷艇作业。然而，25吨级的扫雷艇马力不足，在长江口急流中航速参差不齐，难以抵御江面风浪，而且扫雷索太细，不仅未能扫除水雷，反而多次拖起沉没水下的杂物，4条扫雷索扯断了3条。此次扫雷行动宣告失败。几天后，扫雷大队再次组织侦察扫雷，依旧无功而返。
初次受挫并未让官兵气馁，他们将航道雷区划分为甲、乙、丙、丁4个区段，结合水文地质条件重新制订扫雷计划，同时开展高强度强化训练。与此同时，扫雷装备也得到改善。在苏联专家指导下，4艘300多吨级的“联”字号登陆舰被紧急改装成扫雷舰，并以革命老区命名为“古田”“周村”“枣庄”“张店”舰。这些舰艇吨位重，马力大，相比此前的登陆艇性能提升不少，特别是它们的舰艉都装有起锚机，更加便于扫雷索的收放操作。
9月21日，第二次扫雷行动正式展开。张爱萍进驻吴淞军港坐镇指挥，孙公飞率扫雷编队驶入雷区。4艘扫雷舰将扫雷索定深为6至7米，以梯次队形在4个雷区往返清扫。一时间，江面马达轰鸣，绞车辗转，红色鱼形浮标扫雷具纷纷坠入江心，场面蔚为壮观。然而一连几天，编队反复检扫雷区，却始终未见水雷踪影。
就在众人万分焦急之际，在乙区段作业的一条扫雷索突然抖动了一下。刹那间，一个黑乎乎的铁家伙浮出水面。“是水雷！是水雷！”孙公飞通过望远镜确认后，立刻拿起报话机向张爱萍报告。随后，官兵冒着生命危险，小心翼翼地把水雷拖到岸边。在排爆专家把这颗水雷处理过后，他们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所有人都难掩心中的激动。当晚，华东海军司令部发来电报：“旗开得胜，扫除敌雷，望再接再厉，克服困难，团结战斗。”
这极大地鼓舞了扫雷大队官兵的士气，此后好消息接连传来。在吴淞口至长江口90公里的江域，扫雷编队先后扫除10余枚水雷，除留存少数供研究外，其余都爆破销毁。为确保彻底清除隐患，扫雷大队对已探明雷区进行4次清扫，重点排查可能隐蔽的磁性、音响性水雷。
至10月底，经华东军区海军检查确认，敌人布设在吴淞口至长江口航道的水雷已全部被清扫完毕，事关上海经济命脉的长江出海口胜利打通。
在关键时刻，人民海军临危受命、勇闯雷区，用生命蹚出一条贯通长江口的黄金水道，使上海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维护了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稳定，让处于水雷阴霾下的上海港再次焕发勃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