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的儿童团——
烽火中那抹少年红
■孙 彤 朱灵茜
1947年，东北某地儿童团员在站岗。资料图片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大肆修筑碉堡据点，构建层层封锁线，推行严苛残暴的保甲制度，疯狂搜捕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危难局势下，儿童团员凭借行动灵活、不易引人戒备的优势，成为敌后革命斗争中的特殊力量。他们年龄最小的八九岁，最大的十五六岁，穿梭于碉堡封锁线间，奔走在山林街巷中，以稚嫩的肩膀扛起侦察、通信、宣传、支前的重任，谱写了一曲热血报国的少年壮歌。
1946年6月，解放战争开始后，遵照党中央革命工作部署，全国各地迅速整顿重建少年革命组织。广大乡村全面组建基层儿童团，国统区秘密成立地下少年先锋队。报童近卫军、铁木儿团、少年铁血队等各类少年革命团体相继涌现。这些队伍规模大小不一，小至由三五人组成的秘密行动小组，大到整村、整街道的建制队伍，统一由中共地下党组织、敌后武工队、青年联合会直接领导，实行单线联络、秘密活动。《哈尔滨市儿童团简章》中记载，哈尔滨特别市儿童团（后改名兆麟儿童团）宗旨为“团结广大儿童，提高爱国思想，服务新民主主义社会”，入团年龄9至16岁，由中共中央东北局青年工作委员会直接指导。1946年《胶东区牙前县长沙区儿童团工作总结》中写道，团员成分涵盖贫农、中农、雇工子弟，活动以侦察、送信、支前为主。这些档案充分证明，解放战争时期的儿童团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正式革命组织，而非零散自发群体。
侦察敌情，是儿童团最重要、最危险的任务。孩子们是“眼睛”，是“耳朵”，是守护根据地的一道防线。在沂蒙山区、晋绥边区、陕甘宁边区等地，儿童团员们每天天不亮就走出家门，装作割草、拾柴、放牛羊的样子，悄悄潜入国民党军碉堡、据点附近，观察其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岗哨轮换等，再将情况传递给武工队。他们沉稳机敏，面对敌人的盘问，总能用巧妙的话语掩饰过去。1947年秋，孟良崮战役期间，沂蒙山区国民党军与还乡团密谋深夜偷袭武工队。儿童团员白俊生借着讨饭名义，趴在还乡团驻地窗外偷听，获取敌人进攻时间、路线与兵力部署。他连夜翻山15里，在国民党军行动前将情报送达武工队，使队伍安全转移，避免遭受毁灭性“围剿”。
当时，国民党军队对游击根据地实行经济、交通封锁，切断了武工队与外界的联系，使药品、文件、弹药、情报的传输变得极为艰难。传送情报与文件的危险工作落在了儿童团员的肩上。这群“生于斯长于斯”的少年儿童，熟悉家乡的羊肠小道、山洞地窖、芦苇荡，知道如何避开敌人的岗哨与巡逻队，巧妙地把密信藏在头发、鞋底、竹竿、野菜筐夹层等处，勇敢地穿越封锁沟和炮楼。他们用瘦弱的身躯，在敌人封锁网中开辟出一条隐秘交通线，让革命指令在黑暗中得以传递。
各地儿童团员还组建少年宣传小队，抓住一切可行时机，在大街小巷张贴革命标语。在上海，报童学校党支部油印了300份《告上海市民书》传单，组织“报童近卫军”以卖报、送报为掩护，向市民派发，还广泛张贴“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动员青年学生、工人投身革命。上海地下党1948年《宣传工作总结》中这样写道：“地下少先队为最活跃宣传力量，传单散布量占全市地下宣传品60%以上。”
解放战争时期，儿童团在后勤支援上，也是竭尽所能。兆麟儿童团的团员们积极募集物资，把自己家中仅有的粮食、野菜省下来给解放军。他们还站岗放哨，帮助军烈属转移、隐藏粮食物资，全力支援解放军官兵。福建永春东平儿童团团员协助地下党传递情报、张贴标语、开展反霸斗争等。这些少年以力所能及的行动，构筑起敌后后勤与安全的坚固防线。
烽火岁月里，无数少年英雄献出年轻生命，用热血践行对革命的忠诚，用生命守护崇高的信仰。少年英雄谢荣策，1931年生于辽宁辽中，1947年任茨榆坨村儿童团团长，带领儿童团员侦察敌情、传递情报。1948年3月，国民党军骑兵突袭村庄，他为了掩护群众和干部撤离，不幸被捕。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谢荣策坚贞不屈，怒斥敌人罪行，始终坚守革命秘密，最终慷慨就义。少年英烈林森火，1933年生于浙江玉环，1948年担任坎门地下儿童团团长，经常奔走传递情报、散发革命传单、探察敌军动向。1950年11月20日，盘踞披山岛的国民党军700余人在3艘炮艇掩护下，偷袭坎门。林森火主动奔赴前线为解放军运送弹药，又前往山脚炊事房为官兵烧水做饭，不幸被敌军炮弹击中，壮烈牺牲。还有岳云贵、王璞等一众少年英雄，面对敌人的冰冷屠刀毫不畏惧，坚守气节从容赴死。少年英烈的热血浸染故土，浇灌出人民解放的胜利花朵。
我们将永远铭记，曾经有这样一群少年，他们以单薄身躯扛起家国重任，以赤诚热血映照华夏山河。那抹在烽火中高高飘扬的红，是少年们的信仰底色，更是中国革命的希望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