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楫飞渡江河险

■贾红毅

于都河、湘江、乌江、赤水河、金沙江、大渡河……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中，江河纵横、险滩密布，每一条大江大河都是生死关隘，每一次跨越天险都是对红军将士的严峻考验。

长征路上，红军将士先后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他们把天险变通途，从绝境拓新程。船作为跨江渡河的基本工具，见证了红军将士“强渡湘江血如注”的慷慨悲壮、“四渡赤水出奇兵”的神来之笔，也见证了“乌江天险重飞渡”的英雄气概、“惊涛骇浪从容渡”的力量之源。

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曾经有两支军队的命运与这里紧密相连，但结局迥然不同。

1863年5月，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在这里败北，“流血漂橹，尸塞大渡河”。72年后，同样是在河水猛涨、激流如箭的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赶到安顺场。蒋介石狂妄地断言：“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绝地，必走石军覆辙。”

然而，红军却在这里改写了历史。“大渡河，浪涛涌，礁石林立山峭耸。十七勇士肩重任，钢铁誓言震长空……”从强渡大渡河到飞夺泸定桥，红军将士以超越人体极限的速度与意志，打碎了蒋介石“使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如意算盘。

作为当年征服大渡河的指挥员之一，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这样总结红军的奇迹：“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敌人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的政治素质和以劣胜优的机动灵活的战术素养，特别是我军指战员那种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所以有时能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

一次次追兵铁蹄在后，一道道天堑横亘于前。长征途中，面对奔腾不息的大江大河，红军将士只有智勇兼备才能强渡成功，摆脱围追堵截，化危为机。

走遍天下路，难过乌江渡。

2015年，习主席到贵州遵义考察时，在红军山烈士陵园的“突破乌江天险”浮雕前驻足感叹：“当时要是过不去就危险了……”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35年初，中央红军来到乌江边。国民党军不但加强了沿江一线的防御，还把沿江100多公里范围内的所有渡船全部沉入江中。

没有船只，红军官兵就地取材，砍来竹子，扎成竹筏。突击队员们顶着风雪，乘着竹筏，冒着迎面射来的弹雨，虽然历经几次失败，但最终还是强渡成功。敌军在求援电报中称：“红军‘水马’过江，火力非常猛烈。”

“金沙江流水哗哗响，常胜的红军来渡江。不怕它水深河流急，更不怕山高路又长……”

陈云同志曾化名“廉臣”，撰写了3万余字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书中这样写道：“红军之渡金沙江为自离江西以来，最险要亦最得意之事。”“最险要”，在于前有大江，后有追兵，一旦渡江失利，后果不堪设想。“最得意”，在于红军的英勇善战、灵活机动，用“铁脚板”将敌人拖疲拖垮。

为了顺利过江，红军制定《渡河守则》以严明纪律：各部队按到达江边的先后顺序，依次渡江。上至军团指挥员，下至普通红军战士，无一例外听从统一号令，有序登船、有序渡江。刘伯承同志在回忆录中说：“我军就靠绞（皎）平渡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全部渡过江去。第二天，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

如今，在皎平渡口北岸，仍矗立着一座石碑，上书“共和国不会忘记帮助中国工农红军渡江的37名船工”，碑身上镌刻着每位船工的名字。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每当红军身陷绝境，是人民群众毁家纾难的全力支持，帮助红军一次次化险为夷。

于都河，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渡过的第一条大河。当时于都河沿岸船工几乎全部出动，共调集800多条大小船只，或用来架设浮桥，或用来摆渡。

嘉陵江，四川省的四大河流之一。为帮红军造船，没有木料，老百姓就捐出自家的床铺、门板甚至棺木。近百名船工主动请缨，昼夜劳作，在最短的时间内造出了75条非常适合强攻渡江的船只。

诗人说，江河是流动的道路，把人们带到要去的地方。漫漫长征路，仿佛精神之源，时刻提醒我们无论走到多么遥远的未来，都不要忘了自己从何而来、到哪里去。

新的长征路上，我们不但要继续跨越那些有形的天堑险阻，还要跨越众多无形甚至更难应对的“大江大河”。唯有赓续长征精神，勇于奋楫中流，才能闯过激流险滩，抵达理想的彼岸，创造出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光辉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