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代表邓恩铭的名利观
■新疆军区某部干部 曾 泽
1924年5月邓恩铭写给父亲的家书。资料图片
家书节选
“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
前不久，连队组织学习红色家书，我反复品读邓恩铭烈士在1924年5月写给父亲的这封信。短短一句“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深深叩击我的心扉。
写下这封家书时，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的邓恩铭正在青岛主持党的工作。他常常深入厂区街巷，发动工人反抗压迫，深受群众拥护。但远在贵州的家人并不理解他的选择，父母盼他读书入仕、光宗耀祖，在家乡为他定下了婚事，多次写信催他返乡。但邓恩铭始终把革命任务摆在第一位，压下心中思亲之情，扎根青岛组织四方机车厂、纱厂工人运动。
信里，邓恩铭婉拒包办婚姻，不愿回乡做官，他向父母坦露心声：“知双亲一定挂念，但儿又何尝不惦念双亲呢……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
初读这句话，我以为是一个青年对世俗功名的决绝。可把邓恩铭的革命经历连起来看，我才发现这正是一位共产党人的名利观。
1925年，贵州遭遇大旱，米价暴涨，家中亲人来信求助。彼时的邓恩铭，虽经手党组织革命经费，但公款分毫未占，他自身也并无积蓄，只好满怀愧疚回信，无法寄回一分钱财接济家人。
在给父亲的信中，邓恩铭多次称赞做官清廉的二叔：“无论做官为宦，总要处处体贴百姓，不用助人为恶，剥夺人民。二叔做官数年，一清到底，到哪里，哪里的百姓没有不爱戴的……”邓恩铭憎恶的“名与利”，是以名谋私、借权逐利；他推崇的“为官者”，要一心为民、清正自持。
这份对名利的清醒、对权力的敬畏，化作了他坚守党性、严惩腐化的坚定立场。1928年，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邓恩铭，查实区委委员王复元贪污党费的丑行，没留丝毫情面，依据中央通告坚决将其开除出党——王复元也由此成为党史上第一个因贪污腐化被开除党籍的党员。
后来，因叛徒出卖，年仅30岁的邓恩铭在济南慷慨就义。他的一生，始终践行着“远名利、守公心”的铮铮誓言。
反复诵读这封家书，回望邓恩铭的抉择，对照当下少数人追逐功名、贪图私利的反面案例，我不禁扼腕叹息。对基层带兵人来说，能否传承好这种“远名利、守公心”的品格，不仅关乎个人的党性修养，更关乎一个单位的风气走向。
作为基层带兵人，我手中权力虽微，却直接关系每一名战士的切身利益。评功评奖推荐、入党考学选拔、公务经费使用……件件都是官兵的心头大事。原则松一寸，风气就散一尺；公正守一分，兵心就暖十分。
前段时间，有名战士找我咨询入党事宜，话里话外想打听“自己能有多少机会”。我对他说，党员身份既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入党从来不是托关系的私事，够不够标准、能不能入选，从来不是个人说了算，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没有任何“捷径门路”可走。后来，当党员发展对象的公示张贴上墙，我从官兵眼神中看到了信服，更加确信：带兵人守牢公心，才能立起规矩、带好队伍。
带兵人的公道，是营造良好风气的基石，风气好了，战士也敢于坚持原则。那天，我带领战士组织内务检查，登记问题时，一名战士把自己班长内务所存在的问题如实记在了问题清单上。他说：“不能因为是自己的班长就遮掩问题，这是对全连负责。”
短短一句话，让我沉思良久。过去，有的战士认为内务检查只是“小事”，碰到骨干难免手下留情、放宽标准。可当我们在一件件事上讲原则、不徇私，官兵们自然明白：规矩面前没有例外，公心面前没有特殊。组织的公信力，正是在每一处不松口、不让步的细节中不断筑牢。
百余年过去，邓恩铭信中一字一句的决绝依然警醒着后来人。我们虽远离战火硝烟，但严守名利关、人情关、原则关的战斗一刻也没有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