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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与国民党政府的自卫抗战声明

来源:中国军网作者:何文光责任编辑:何文光2011-12-21 14:45

    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炮击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还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

    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

    卢沟桥的炮声,惊醒了全国军民。中国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纷纷前往宛平,慰劳宣传,送茶送饭,搬运弹药,救护伤员,帮助抗日将士修筑工事,全国各地的慰问电、慰劳品源源不断送到中国守军手中。

    在全国抗日浪潮推动下,二十九军何基沣旅奉命出击,连续攻下北平和卢沟桥之间的重要据点回龙庙和刘庄,迫使日寇在7月9日凌晨4点钟,与中方达成三项解决办法:双方停止射击;日军撤回丰台,中国军队撤回卢沟桥以西地带;宛平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担负,人数控制在200至300人,定于7月9日晨9时换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

    日寇借停战协议的掩盖,大举向华北增兵。7月11日,日军又开始用大炮轰击宛平城及其周围地区,吉星文团奋勇抗击。

    蒋介石企图通过外交途径寻找解决办法。7月10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奉蒋之命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发出照会,要求通过外交谈判来代替日本的军事进攻。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嘲讽味十足地回答说:“事关华北驻军,应与日本军方商谈,外交部门非此次谈判的适当对手。”

    为配合日寇在战场上的进攻,日本驻华大使馆奉日本外务省之命,于7月12日向中国外交部倒打一耙地提出“抗议”, “抗议”中国中央军集结准备北上,还要求中国政府“尊重”当地双方达成的停战协定。7月13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召见日方外交代表,提出日方亦应停止增兵,双方停止军事行动。日方未予置答。

    7月14日蒋介石命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走访苏联外长李维诺夫,请求苏联出面调停中日关系。李维诺夫答复说:“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政府愿加考虑。中国如果把日本侵华暴行诉诸国联,苏联也愿意援助中国。”

    但蒋廷黻深知蒋介石嫉恨苏联,害怕中苏关系密切,日本反而有所顾忌,对中日和谈不利,便向外交部报告说:“最好由列强出面调停,若有苏联参加,效果反倒不好!”蒋介石当时既想要苏联援助,又顾虑多端,蒋廷黻的话正中其下怀,就将此事搁置一旁,转而求助于西方大国,7月13日中国向国联递送第一次声明,诉请国联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必要的行动。

    7月1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按蒋介石的指示声明三事:一、十九军绝对遵奉中央命令,枪口不对内;二、冀、察领土主权不能任人侵犯;三、对日交涉仍本和平原则进行。

    宋哲元马上召开重要将领会议,根据蒋介石“以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就地应变”的指示,把兵力集中起来,守土抗战,不放弃任何重要据点。

    7月17日,蒋委员长针对卢沟桥事件发表了讲话。他在演讲中说:“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件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三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受任何的约束。”

    最后,蒋介石还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应该说,蒋介石7月17日的这篇讲话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但蒋介石骨子里却是“和平未至最后关头,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总是一味强调通过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件的解决。

    7月19日,蒋介石命外交部以书面形式向日方重提原议,声明为和平解决此不幸事件起见,中国准备接受国际公法或条约所公认的任何处理国际纠纷的和平方法,如斡旋、调停、仲裁等等,甚至同意中日进行直接谈判。蒋介石又命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赴返任所,主动找日本外相广田会谈,但均无结果。

    日军在华北调齐10万大军后,于7月26日向来哲元提出最后通碟,要求限期撤出北平城内和在西苑的中国驻军。

    7月28日,日军未等限期届满,就兵分三路向平津地区发动全线进攻。在日寇大肆侵略面前,我二十九军将士冒着日寇的飞机、大炮浴血奋战,以低劣武器装备顽强抵抗。

    经过两天激战,北平、天津于7月30日相继沦陷、二十九军撤往保定地区。张自忠在天津率保安队予敌重创,亦因众寡悬殊被迫撤出,我数千年文化古都,陷入敌手。 这时,蒋介石虽然发表了不少抗日讲话,如在7月31 日发表的《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说“……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力努力杀贼,逐驱万恶的倭寇”。但事实上,蒋介石仍念念不忘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日军侵华事件。7月下旬,他连续召见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德国驻华大使那齐雅、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等,请求他们出面调停。

    许阁森马上把蒋介石的请求电告英国外务大臣哈法克斯,英外交部当时一心只在对付法西斯德国的侵犯,但看到日本侵华已威胁到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就向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当时,美国同英国一样,对日本侵华抱绥靖主义态度。美国国务卿赫尔7月16日发表声明称:“参加敌对行为,对于美国在中国的权益亦有影响。美国在过去屡次主张——应避免采取激烈政策而行使武力,要通过和平协定调整国际关系,必须尊重他国利益。美国政府想通过和平的实际方法力谋协调,以达成上述诸原则。”

    为争取美国支持,蒋介石7月25日接见美驻华大使詹森说:“自7月21日起,中国已开始从北方撤军;而日本自是日至24日间,仍积极准备军事行动。如贵大使所知,在我方已尽最大容忍,对于日本之两项目标已予同意,盖日方要求:(1)卢沟桥事件当地解决,我方已允由当地解决;(2)中央不妨碍当地解决之实行,我政府对于宋哲元请示之三点已予同意。凡此均为欲求和平,曲予优容,但我政府至此已到最后限度;若日方再提其他要求向我威逼,我方决难接受,惟有出于一战!”

    7月26日,蒋介石会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请德国出面阻止日本侵华行动升级。陶德曼与日本侵略者一鼻孔出气,只对蒋敷衍了事。

    蒋介石只好又向法国寻求支持。法国最初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持批判态度,但随着1937年至1938年经济危机的强烈袭击,法国正从第一流强国向第二流国家转化,面对德国法西斯的直接军事威胁,法国只能追随英、美绥靖政策充当一名次要角色,对蒋介石的请求,法国只能不置可否。

    蒋介石从西方大使那里未找到办法,只好把他最不愿见的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请来,请苏联出面调停。苏联表示它将支持中国抗战,但却拒绝出面调停。

    蒋介石见列强都不敢得罪日本,便找他的亲信张群问计,张群建议由他私下和日本驻华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进行交涉,蒋介石表示同意。

    1937年7月25日到27日,张群和日高信六郎举行秘密交涉,张群提出以7月11日双方所控制地区为基础订立现地协定,日本立即撤军,中国军队南下接受防区。日高信六郎认为这个提案“非常实际”,但日本军方却毫不理睬,使张群进行的私下商谈归于无效。

    意大利驻华大使柯莱获悉张群和日方谈判失败的消息,于7 月27日会见蒋介石,声称意大利政府对于中日两国都有特殊友谊,颇愿以第三者地位周旋或调停,否则战争升级,中国恐怕要受更大的牺牲。

    这时,中国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向蒋介石密报,日本当局派日本首相近卫的委托者、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来华进行私下和谈。蒋介石知道船津辰一郎曾任日本驻天津、上海、沈阳领事,与中国政界、财界许多实权人物关系密切,同高宗武私交深笃,这样,便拒绝了意大利驻华大使柯莱的调停建议。 原来,日本在中国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也企图运用和谈方式攫取军事、政治、经济权益并进而侵占华北。7月11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二课向军部建议:“迅速受权近卫首相,不得已时由广田外相,在危急的情况下,直接到南京与国民政府进行最后谈判,决定和战。”日本海军省军务局第一课课长保科善四郎7月17日向海相米内光政建议,“与蒋介石直接交涉”。

    日本首相是想以和谈作为缓兵之计,马上召集外务省、海军省、陆军省官员,制定了《日华邦交全面调整纲要》和《日华停战条件》决定派宫崎滔天的儿子宫崎龙介作为日本密使来华,但宫崎龙介7月24日因故被日本宪兵队扣留,于是,便改派船津辰一郎去上海。

    船津辰一郎于1937年8月7日到达上海,9日开始与高宗武进行秘密会谈。

    对此次秘密会谈之目的,日本外务大臣宇垣一成给日驻华大使川越茂的训令明确指出:“国内增派的三个师团,计划到8月20日集结完毕,我想在此以前,无论如何需取得一种协议。”

    为玩弄缓兵之计,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同船津一起参加秘密会谈,并直接抛出事先准备好的和谈条件,要高宗武全盘接受。主要条件是扩大华北非武装地带、取缔排日运动、降低关税、承认伪满洲国和共同防共。高宗武对此拒绝接受,但答应报告蒋介石裁决。

    这时,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与欧美列强交涉有了结果。虽然英国害怕与日本发生冲突,但经孔祥熙的努力在7月30日与英国签订了2000万美元的贷款协定。此外,还向法国订购到轰炸机36架,使蒋介石得到精神上的“巨大鼓舞”。

    另外,蒋介石还很快接到了宋子文与日本近卫首相接通关系的报告。报告中提到,近卫首相表示要尽快解决日中之间的问题。鉴于上述形势,因而对船津辰一郎的和谈条件没有贸然答应。而正在这时,日本在上海挑起“大山勇夫事件”,于是船津的“和平”谈判便告一段落。

    其实,日本帝国主义又只是利用和谈,争取时间,目的是调遣军队,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在轻易占领北平和天津后,便于1937年8月13日又在上海挑起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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