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谍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杨丽娟责任编辑:杜汶纹
2017-09-12 02:05

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左)和井杉延太郎(右)。

中村事件发生地察尔森镇。

1931年6月25日,中国东北的军事禁区里,一个身穿棉服、骑着高头大马的日本人,以及他的三个同伴,被东北边防军屯垦三团扣留了。日本人举止怪异,态度傲慢,更可疑的是,他自称是来自东京的农业专家,身上却带着军用地图和枪支。

他的真实身份,是日本参谋本部派出的军事间谍、日军大尉中村震太郎。

日本间谍潜入中国,为其侵华野心刺探情报,此时至少已有四十多年之久。中村事件,更是与中国人民14年抗战的起点直接相关。就在中村震太郎被中国军队逮捕并处决不到三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一证据确凿的军事间谍案,被蓄谋侵华已久的日本歪曲为“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之一。

“农业专家”

从大兴安岭南麓的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顺着洮儿河的方向,沿县道向西北行进30余公里,有一座安静的边陲小镇——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镇。小镇属于浅山丘陵地带,时至今日,总面积800多平方公里的小镇,全部人口也不过2万人左右。对于非本地人来说,如果不特意察看地图,恐怕连科尔沁右翼前旗地处何方都不甚明了,更别提察尔森镇。

然而,这样一个人烟稀少、位置偏僻的地方,竟然在1931年,就已进入了日本人刺探情报的视野范围。

当时,察尔森隶属于兴安屯垦区,是东北边防军屯垦军第三团驻地。所谓“屯垦军”,是张学良于1928年将炮兵缩编后改编而成的,其任务是“屯垦殖边”,同时“抵制外人的侵略”。但是,谁也没想到,这片住民以蒙古族牧民为主的边陲之地,竟然真的来了“外人”。

1931年6月25日清晨,屯垦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正率领士兵在团部门前操场操练。突然,平时少有人来往的团部西侧大路上,出现了四个骑马的陌生人,四人由北向南疾驰,马上还驮着不少行李。仔细一看,为首的人头戴皮帽,帽子上套着一副风镜,身穿棉裤、棉袄,外面还罩一件俄式皮夹克。6月底的察尔森,天气已经转暖,到了穿夹衣的季节,可眼前这几人怎么还都是一身厚厚的棉服?

陆鸿勋不由生疑,令士兵将四人追回到操场问话。这一问,疑惑更大了,说汉语,对方言语不通,改用蒙语,仍然无人应答。陆鸿勋怀疑这些人可能是日本人,于是报告给了时任屯垦三团少校团附(副团长)董平舆(后改名为董昆吾)。

董平舆的父亲是老同盟会会员,他本人于192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任奉天交涉署秘书,1925年又被保送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因此,他能说得一口相当流利的日语。接到陆鸿勋的报告时,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正好因公外出,董平舆代理团长职务。

他亲自用日语询问四个陌生人,果然,为首的那人开口了。他自称是东京农业学会派出的农业专家,此次系由洮南出发,将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前方道路不安,据说常有土匪抢劫,因此就此折回,返回洮南。其余三人分别是一名日本人助手,一名喂马的俄国人和一名带路的蒙古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为首的日本人还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上面印着“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

中村震太郎真的是调查土质的农业专家吗?董平舆疑虑重重。

不怪董平舆多疑,毕竟,1929年就被披露的日本机密文件《田中奏折》中,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昭然若揭,“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中村所说的索伦山至洮南一带,位于大兴安岭南北分界线处,地势险要,正是“满蒙”的心腹地带。

况且,早在甲午战争前十几年,日本间谍就开始为他们的野心在中国建立庞大的间谍网。日本著名的间谍组织乐善堂,曾用三年多时间调查写出《清国通商综览》一书。此书内容涵盖政治、经济、金融、商贸、教育、产业、交通、地理、气候、风俗等各个领域,三册共计2000多页,书中对中国的了解之详细,甚至远远超过当时的清廷。1892年在日本一出版,便引起日本朝野的巨大关注。

到了日俄战争时强占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情报组织更是变本加厉。1907年设立的满铁调查部(课),发展到“九一八”前后时,足足拥有2000多名骨干分子。东北最大的日本情报组织关东军特务机关,人员最多时达4000余人。此外,日本人在东北各地开设的商店、旅馆、妓院、鸦片馆,也有不少是日本间谍的秘密联络点。

据民国著名报人王芸生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1928年初至10月初,日本赴我国东北的各种“旅行团”、“考察团”达166个,6180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广泛搜集军事情报,为日军编制兵要地志和制定作战计划。而翻阅《“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一书,仅1929年6月被东北官方发现并载入正式文件的、到中国境内勘测地形获取情报的日本人,就有3起十几人之多。

中村震太郎一行会不会又是乔装打扮的间谍?董平舆不能不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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